《十五五》大家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与大湾区发展

香港新闻社（黄翠珍）9月16日深圳电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下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这是香港回归以来首份系统性的五年发展规划，全文共7篇58章、约6万字。这是香港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并同步发表《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咨询文件确立了六大方向：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国际合作。

把握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2030）与深圳的联动机遇。与深圳直接相关的关键举措其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低空跨境物流，依托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连结三地资源要素，加快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其二，参与国产飞机研究及检验工作，依托香港航空产业和检测认证能力融入国家航空产业链。其三，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北都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建设目标，被定位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载体和第二经济引擎。三大战略连接点香港五年规划与深圳深度绑定，核心通过三个国家级或大湾区级合作平台实现，构成制度创新、要素流动、空间同城化的联动框架。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科创协同河套合作区是深港科创合作最核心、制度突破最密集的平台。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2024年11月香港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全文82次提及深圳。合作区定位为大湾区四大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实行一区两园模式（深圳园区加香港园区），目标是至2030年香港园区第一期有序落成，与深圳园区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重点方向包括生命健康、人工智能与数据、先进制造、新型工业化，并试点科研人员、物资、资金、数据跨境便利化。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制度型开放与跨境金融前海是深港制度型开放的前沿，合作区已扩容至120.56平方公里，覆盖南山、宝安，聚焦现代服务业、跨境金融、法律与专业服务、青年创业，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向深圳延伸的关键通道，重点推进跨境人民币、金融科技、财富管理等。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全球合作网络，说好中国故事，为国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贡献深港国际传播方案。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深圳⼤学APEC研究院院⻓龚晓峰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接受媒体访谈。

1：香港主动对接国家顶层战略编制五年规划，本身就是香港治理模式的关键变化。您认为这份规划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将如何重塑香港在大湾区中的角色定位？

龚晓峰：香港编制五年规划，核心是以更主动的政府统筹，适应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和区域分工的变化。这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原因。香港长期依托自由港制度，奉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管理理念，形成了市场灵活、国际联系广泛的优势。但随着内地产业、港口和金融市场发展，香港作为贸易中介的传统地位必须要改变。

从外贸地位看，香港港口货柜吞吐量的相对地位逐年下降，主动转型刻不容缓。2000年香港承担了大量内地货物进出的中转业务，港口货柜吞吐量为1809.8万标准箱，全球第一。但到2025年，香港吞吐量1300万标准箱降至全球第十四，同年深圳货柜吞吐量位居全球第四、广州位居全球第六。这说明，内地沿海港口直接连接国际市场的能力增强，香港传统港口中介功能必须调整，要主动参与大湾区产业升级，在货物中转业务之外开拓新的经济模式和增长点。

内地企业已成为香港股票市场的主体，服务内地产业成长应成为巩固香港金融优势的重要着力点。香港特区政府资料显示，2000年内地在港上市企业有142家，市值占香港股票市场的27％；利用Wind数据库看，当前，内地在港上市企业为1304家，占香港上市公司数量约47％，其中广东企业在港上市数目为内地最多、为273家。这说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已经与内地企业成长紧密结合。以总部位于佛山顺德的美的集团为例，2024年在港上市集资约357亿港元。香港应进一步延伸原有的融资服务模式，以产业需求拓展金融发展空间。

香港的科研人才优势，需要通过参与大湾区产业分工转化为持续的发展能力。目前已有四所香港大学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校园，合作办学布局覆盖珠海、深圳、广州、东莞。在这一基础上，应推动香港高校、科研机构与广东企业共同确定研发课题、培养人才和组织成果转化，使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形成长期联系。

2.您认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出台对大湾区整体发展有怎样的意义？展望未来五年，香港五年规划落地后，整个大湾区在全球竞争中会获得哪些新的竞争力？

龚晓峰：国家始终高度重视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支持香港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推动专业服务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挥香港优势和特点，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贸易、航运航空、创新科技等领域的地位，深化香港同各国各地区更加开放、更加密切的交往合作；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赋予香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新定位；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港澳工作作出战略部署，强调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支持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编制自身五年规划，正是承接国家部署，将国家支持的方向转化为香港的产业发展能力，让香港成为大湾区协同发展的重要主体。

大湾区创新集群的全球领先地位，应进一步转化为世界一流企业的竞争优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8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创新集群排名中，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体现了区域创新与融资生态的实力。未来五年，香港要在产业层面与大湾区深度融为一体，围绕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区域、金融、技术和产品四方面竞争力：

一是以更有效的产业分工提高区域竞争力。大湾区各城市要把研发、生产和专业服务的比较优势连接起来。香港高校和国际科研网络、深圳的技术创新和企业组织能力、广州及其他城市的产业和应用基础，可以共同支撑跨城市合作。规划要帮助企业减少科研资金使用、人员往来和专业服务衔接中的制度成本，便利企业跨城市配置资源。

二是以长期资本支持企业成长，提高金融竞争力。香港金融服务要更深入地理解产业，为基础研究、初创企业、扩产项目和国际并购配置资金。尤其对颠覆性技术，研发周期长、商业化不确定性高，需要能够承受早期风险的长期资本。让大湾区的产业基础成为香港金融业务持续发展的支撑，提高资本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

三是以企业需求贯通研发和转化，提高技术竞争力。要让大湾区联合研发更早接触内地企业需求，让香港的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内地实现产业落地，也为发展颠覆性技术提供持续支持。

四是以国际市场检验技术成果，提高产品竞争力。香港可以帮助大湾区企业对接国际规则、客户和专业机构，提高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培育拥有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和全球经营能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3.您认为这次规划里面有哪些亮点举措对大湾区的发展尤为重要？为什么？

龚晓峰：最值得关注的是，规划把产业合作、要素流动和平台分工结合了起来，为香港参与大湾区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具体的实施路径。重点看以下六方面。

一是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链协同能力。规划以河套香港园区为重心，对接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科研成果在湾区其他城市转化和规模化应用，深化氢能和建筑科技合作，并探讨卫星技术、深空探测等领域的合作。这意味着香港参与产业创新的环节可以进一步前移，与湾区企业共同组织研发和转化，提高整个区域的技术供给能力。

二是以北都建设扩大香港参与区域协作的空间。北部都会区于2021年提出，面积约占香港面积三分之一。按发展局公布的安排，后续拟形成约900公顷熟地，包括约300公顷产业用地。北都三个大学城区的校园区规划合计300公顷，连同周边配套形成超过1000公顷的整体大学城区规划。接下来，通过同步推进土地、交通、教学和产业配套，将北都成为香港参与大湾区产业协作的新支点。

三是把河套的建设投入转化为跨境联合研发能力。香港园区占地87公顷，两期合计约200万平方米。截至2026年9月8日，园区已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及机构签约进驻，约2000名科研人员在园工作。规划明确统筹“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并提出至2030年两园基本形成高效创新协同机制。下一步应围绕具体产业项目，完善两地实验设施共享、中试验证和成果转化安排，让企业集聚形成稳定的创新合作。

四是以交通和算力互联提升湾区资源配置效率。规划推进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支线，开展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未来南向延伸研究；同时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建设粤港澳算力出海合作枢纽。将人员往来、科研设施使用和数字资源配置联系起来，为跨境研发与数字产业合作提供支撑。

五是以规则衔接降低企业跨境经营成本。规划部署专业资格互认、拓展“湾区标准”“湾区认证”，推动跨境贸易数字化，并便利跨境数据流动。这些措施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顺畅开展跨区域运营、有效配置专业人才和使用数据。只有规则衔接越具体，区域市场一体化才能越深入。

六是以平台错位发展扩大香港专业服务的产业支撑作用。前海侧重科技金融、专业服务、知识产权和数据跨境合作；南沙侧重航运合作、高水平开放及相关产业项目；河套承担高水平科创合作；香港业界参与横琴则可抢抓琴澳一体化机遇。

4.对于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实施和后续规划的筹措，您有怎样的期待和建议？

龚晓峰：我的建议是，围绕企业需求做好“四个对接”，并用“三个度”检验规划实施的成效。

一是产融对接，帮助内地企业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围绕大湾区及其他内地企业的不同需求，组织银行、创投、私募基金、保险和资本市场机构，提供相应的融资支持。除在港上市外，还应借助香港金融机构的国际网络，为企业对接全球投资者和融资渠道，支持创新投入与海外经营。

二是产教对接，把全球人才资源引入企业发展过程。发挥香港高校和专业机构的国际联系，为内地企业寻找、培养和集聚所需人才。推动院校与企业联合培养、开展产业实践，形成持续的职业发展安排，使人才既能参与具体项目，也愿意长期服务区域产业。

三是产研对接，把全球科技资源转化为企业可用的技术。围绕企业技术需求，对接香港乃至全球的科研团队、专利和知识产权，促成企业、科研人员与投资机构的长期合作。

四是产需对接，帮助内地企业形成稳定的国际市场经营能力。通过香港的商贸网络、展会和专业机构，寻找客户、完成认证、建设渠道和培育品牌。为企业提供贯穿市场进入、合同履行及后续经营的支持，推动国际联系转化为订单和长期业务。

实施层面，我建议提高“三个度”。一是内地企业参与度，在项目设计阶段就吸纳企业需求，扩大实际投资和联合研发。二是跨国企业参与度，吸引国际资本、技术团队和全球业务进入合作项目。三是赴港投资企业满意度，持续改善审批、人才和跨境服务，增强投资信心，形成持续合作。

营商环境还可以继续改善。2026年IMD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居首，香港位列第二，其中香港营商效率排名第三。良好排名是基础，企业的具体体验还要不断提高。建议对照国际先进做法，优先解决审批环节重复、跨境办事衔接和人才落地等问题，提供更透明、更便捷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