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忠慧：清晰界定“言论”与“行动”边界是“两制台湾方案”有效治理的关键

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纪忠慧发言。

香港新闻社9月13日北京电 “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及有效治理座谈会12日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统一后的制度设计与治理体系展开了深入研讨。

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纪忠慧在发言中，从法律与战略传播的视角切入，重点探讨了“两制台湾方案”下如何界定“言论自由”的边界问题。他指出，清晰区分“言论”与“行动”，是确保台湾不会成为危害国家安全基地、实现有效治理的法律基石。

核心关切：从“言论自由”到“行动基地”的风险防范

纪忠慧的发言源于对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论述的深刻思考。他引用了《邓小平文选》中的经典论述：“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们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不断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

纪忠慧认为，这段论述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平衡对生活方式（包括言论自由）的尊重与对国家安全的维护。他强调，对于港台地区的民众而言，言论自由不仅是一项政治权利，更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设计“两制台湾方案”时，必须正视并妥善处理这一敏感议题，确保台湾在回归后不会重蹈覆辙，成为外部势力干预和分裂活动的“行动基地”。

理论溯源：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与实践标准

为论证“言论”与“行动”的区别，纪忠慧梳理了人类思想史和法治实践中的相关理论，并指出这些理论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高度契合。

他首先从言论与时空环境的结合角度展开分析，引用了孟德斯鸠“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这一经典观点。在此基础上，他重点阐述了19世纪英国思想家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出的核心命题：言论自由并非绝对，当其发表的时空环境足以使其成为指向某种祸患的积极煽动时，便应失去特权。密尔的经典案例是，在平时讨论“粮荒由粮商囤积造成”是言论自由，但如果在饥民聚集的粮店门口发表同样言论，就可能构成煽动祸患的“行动”。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司法实践，在美国演变为霍尔姆斯大法官提出的“明显而即刻的危险”标准，并进一步发展为“迫在眉睫的非法行动”原则。其次，纪忠慧区分了“纯言论”与“言论附加”。

纪忠慧认为，和平游行示威等行为属于“言论附加”，因为它占用了公共空间、可能影响交通。任何法治社会对此类行为都有严格的审批和管理程序，这并非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而是对公共秩序的维护。最后，他进一步区分了关乎公共事务的“公言论”和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言论”以及高价值言论与低价值言论（如暴力、诽谤、谣言）的区别。他强调，对于政府等公法人，社会应允许其承担更高的容忍义务，因为对公权力的批评监督是民主自治的基石。

纪忠慧强调，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五十一条等条款，以及《刑法》、《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有关条款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为处理言论与行动的关系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概括地说，言论是思想的载体，交流的媒介；言论造成的后果具有可逆性，可以通过论辩为理性选择提供比较参照；但以“言论”为载体的行动则正好相反（如教唆、作伪证、诈骗等），其所造成的结果是不可逆的。因此，言论自由的最大价值不是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实现共同体最广大的公共利益。世界各国司法实践中的“法益衡平”原则充分体现了这一共识。

治理启示：加强司法实践阐释，筑牢安全底线

纪忠慧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不在于法律条文的缺失，而在于司法实践中的阐释与应用。他以香港高等法院对黎智英案的判决为例，指出该判决书详细论证了相关行为如何从“言论”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并与香港国安法及本地法律相衔接。

他建议，未来在设计和实施“两制台湾方案”时，必须从法律层面清晰界定言论与行动的界限。这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更是为了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确保台湾同胞珍视的生活方式能够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得以延续。通过加强司法实践的阐释，可以有效回应台湾社会对言论自由的关切，同时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为实现统一后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