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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华高瞻远瞩 为“一国两制”实践作非凡贡献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后,香港社会深刻缅怀他为香港及国家所作的贡献。若只从房屋、教育、创科或医疗改革衡量他的历史角色,仍不足以理解其真正分量。

文|朱兆麟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辞世后,香港社会深刻缅怀他为香港及国家所作的贡献。若只从房屋、教育、创科或医疗改革衡量他的历史角色,仍不足以理解其真正分量。董建华很早便不是以一座城市的尺度来看香港,而是把香港放在国家发展、国际格局和中外关系的大坐标中定位。作为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参与“一国两制”由制度设计走向现实治理的历史进程;卸任后,他又长期投入国家外交事务和中美交流。他为香港和国家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令人难忘。

一、真正的远见,是把香港放进国家发展的大格局。

1997年后的香港,面对的并不只是一次政权交接,而是如何在国家主权之下重新确立自身功能。

董建华较早看清一点:香港的未来不在于与国家保持距离,而在于在“一国”之内充分发挥“两制”优势。香港既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要保持高度国际化;既要分享中国崛起带来的市场和机遇,也要利用自身金融、法律、商贸和国际网络,把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

这种思路今天已成为香港发展的重要共识,但在香港回归祖国初期,这个思想在香港社会尚未成熟。董建华推动香港与内地深化经贸合作,重视科技、教育和产业转型,本质上都指向同一判断:香港不能依靠旧有优势守成不变,而必须重新寻找自己在国家发展中的位置变革图强。

因此,董建华对“一国两制”的理解,不只是政治制度安排,更包含鲜明的发展逻辑。“一国”为香港提供国家支撑和广阔腹地,“两制”则是香港保持与世界高度接轨的制度条件。两者不是彼此冲突,而应相互促进。

二、香港真正不可替代之处,是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接口。

董建华的国际视野,尤其体现在他对香港功能的理解。

香港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金融中心、自由港或贸易城市。更深一层看,香港是一个能够连接不同制度、不同市场和不同社会的特殊节点。这也是“一国两制”在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最重要的战略价值之一。

香港回归祖国之初,国际社会对香港前景存在疑虑。作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也要向国际社会证明香港仍然保持开放、法治和国际城市特色。这要求政治人物既有国家立场,也具备与国际社会沟通的能力。

董建华恰恰具有这种双重能力。

他出身国际航运世家,曾在英美生活和工作,熟悉西方商业文化和政商运作,又深知香港与国家的根本关系。这使他能够在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找到共同语言。这种能力在今天更显珍贵:地缘政治竞争愈激烈,中国与西方之间愈需要真正理解双方制度、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人士保持沟通。

因此,香港的国际化,不应被理解为与国家保持距离。恰恰相反,香港愈能立足国家,就愈能把自身国际网络转化为国家对外开放的资产。

三、中美交流,最能体现董建华的战略眼光。

董建华卸任行政长官后并没有退出公共领域,而是把相当精力投入中美关系。在2008年创立中美交流基金会,是董建华政治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笔。他所重视的,不只是政府之间的正式外交,而是政商界、智库、学界、媒体和青年之间的多层次交流。

这反映出一种相当成熟的国际关系观。

大国关系不能只依靠领导人会晤和外交谈判。当政府间的关系良好时,民间交流可以扩大合作;当政治互信下降时,长期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关系和非官方渠道反而更加重要。它们未必能解决重大分歧,却可以降低误判、保存互信,避免政治竞争演变成完全对立。

今天中美竞争已延伸至科技、安全、产业链和全球治理。回看董建华十多年前起持续投入民间外交,尤能看出其远见。他看到的不是一时的中美关系,而是一个更长期的问题:无论两国竞争多么激烈,都不能失去理解对方和保持沟通的能力。

这正是香港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四、比政治职位更难得的,是跨越不同层面的声望。

董建华曾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又长期活跃于国际政商界。更重要的是,在卸任行政长官多年后,他仍在内地、香港以及美国政商和社会网络中保持广泛联系。

这种跨界信任,本身就是服务香港和国家的宝贵资产。

国际关系中,制度和利益固然重要,但人格、信用和长期交往同样不可替代。董建华重情守信、平易近人,这种个人风格使他在政治分歧之外仍能维持人际信任。尤其在中美关系逐渐复杂化之后,一个既获国家信任、又能与西方政商界坦诚交流的人,其价值远超一般公共职务所能衡量。

这也是董建华获得广泛尊重的深层原因,是他在长期公共服务、国际交往和个人信用中累积而成。

五、高瞻远瞩,是在香港之外看见香港。

董建华看到香港必须立足国家,也看到香港不能失去世界;看到国家发展将重塑香港命运,也看到香港的国际联系本身就是国家的战略资产;看到“一国两制”不只是治理制度,更是一套能够让香港服务国家、联通世界的独特安排。

今天国际环境比20年前更加复杂。大国竞争、科技封锁、产业链重组交织发展,香港更需要这种格局。

香港不能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理解为减少国际交往,也不能把国际化理解为远离国家。真正有生命力的“一国两制”,应当是以“一国”确立根本,以“两制”创造功能,以香港的国际网络,服务国家更高水平开放。

董建华的高瞻远瞩,正在于他很早便理解了这一点。

他以香港为立足点,以国家为根本,以世界为胸怀。真正值得后人记住的,不只是他曾经担任何种职位,而是他曾努力让香港成为中国与世界之间一座值得信任的桥梁。

这或许才是“高瞻远瞩”四字最有分量的注脚。

(作者系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王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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