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科：港深联动 打造河套成国际创科中心的塔尖与极点

【编者按：从中共十九大确立的新发展格局，到“十五五”规划赋予深圳的新使命，再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带来的新机遇，港深合作正站在多重历史机遇的交汇点上。适逢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即将发布，我们特邀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会长、深港产学研基地深港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克科先生，梳理深港合作的历史脉络，看港深合作与河套国际创科的未来。】

文｜张克科

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与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叠加的历史窗口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正从“一区两园”的概念走向“一国两制”框架下协同创新的深度实践。深港合作的核心在于“求异存同”，要善用制度落差带来的互补优势，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将河套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塔尖与极点。

转型时期的战略定位：新格局、新使命、新机遇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港科技创新合作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中共十九大确立的新发展格局，到“十五五”规划赋予深圳的新使命，再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带来的新机遇，深港合作正站在多重历史机遇的交汇点上。

深圳与香港相邻，是天然的“并蒂莲”。无论国家如何布局、深圳如何定位其自身发展载体，港深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永恒话题。从国家战略全局看，港深河套地区的战略价值在于其“一国两制、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地缘特色与制度架构。透过制定和实施香港五年规划，香港将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包括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以及作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大湾区）核心引擎的作用，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担当“参与者”和“促成者”，为香港经济注入源源不绝的动能，同时提升市民福祉，促进社会安定繁荣。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加速建设北部都会区，联动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而河套就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塔尖”和　“极点”。在此背景下，深圳市“十五五”规划被赋予新的战略任务，不仅需持续推进自身创新体系建设，更需深化与香港的制度对接与要素协同，在国家大局下，承担更多的跨区域跨制度的国际合作需求及相应的执行挑战。

历史回望：

从深圳河治理到河套创新合作的三十年演进

深港合作的每一个实质性突破，都经历了漫长的积累与艰难的谈判。回顾深圳河治理与河套地区开发的历程，对于理解当前合作的深度与未来的方向至关重要。

深圳河治理工程动议于1982年，1985年启动规划，1988年停顿，1991年重启，1995年动工，1997年完成第一期。进入WTO后，粤港双方开始了积极磋商。2008年到2011年，双方就皇岗－落马洲河套片区开展了公众咨询，明确了以科技、教育与创意三大主题的发展方向。2011年深港正式签订了河套共同开发的合作协议书，2015年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施政报告明确布局，将河套划定为A、B、C三区协同发展。2017年1月1日，双方最终明确深圳河治理后划入对方的土地处理方案，位于香港境内的河套地区为港深创科园，确立创新与科技为该地区的发展主轴。同时，港深双方共同向国家争取政策，支持深圳园区协同发展。这条时间线清楚地表明：整整二十五年，河套合作才获得空间上的可能性。

2018年后列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是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建设市40周年的大会上，明确提出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才有了统一的名称与战略定位。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深圳园区的规划，2024年11月，香港政府颁布了香港园区的发展规划，这一过程凝聚了两地几代人的智慧与努力。今天，这个片区的布局，成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建设北部都会区的强引擎，也是深圳十五规划的重点改革和突破的试验场，更是国家布局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唯一个跨境试验的重要空间。

深港合作的历史脉络：

从“三来一补”到“共建共生”

深圳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深港合作的演进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趟列车”供港物资保障，到“三来一补”的产业梯度转移，两地关系始终在动态调整中深化。港深两地经历过从“单边利用、特色利用”到“互补发展、互动交流”的磨合期，现在应该进入“共享共建、要素共生”的融合期，更要发挥“试、探、闯、创、干”的精神，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与价值的共同创造。

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可以看到深圳与香港在一步一步的携手向前。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逐步转向规则制度对接，功能定位不断深化，从城市层面升级为国家战略载体。

“十一五”期间（2006－2010）首次将深港合作提升至战略合作城市高度，重点推动基建、口岸、民生三大领域协同。2007年与香港签订了深港创新圈的合作备忘录，2010年珠三角规划纲要出台，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区域创新体系；WTO－CEPA催生服务业落地，提出建设前海深港高端服务业紧密合作区。

“十二五”期间（2011－2015）聚焦跨境合作平台，明确以河套地区为核心探索跨境合作。香港方提出建设大珠三角优质生活圈，港深携手建设国际大都会的远景目标。那时，有关方面担心“大都会”的提法会对“一国两制”边界引起混淆。为此，深圳政协于2012年启动了全员动员，60多位港澳委员参与的携手共建“两制双城”的大调研和全域合作新模式提案。形成了《两制两城》研究报告，明确提出在“一国两制”宪法框架下探索深港合作的新路径。这份报告的价值在于，它厘清了合作的边界，不是制度融合，而是制度协同；不是同化，而是互补。

“十三五”期间（2016－2020）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概念，深圳被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历史使命。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收到香港24位院士的联名报告，推动了国家对香港创科发展的战略重视。2019年2月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2019年8月中央批准建设深圳先行示范区，2020年总书记提出建设好河套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区。港深合作上升为国家战略，科创成为核心主线。

“十四五”期间（2021－2025），港深合作进入“深度融合”阶段，两地成立工作专班，建立了常态化对接机制。香港被国家明确列入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航空枢纽、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等“八个中心”定位，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强调期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外，增加了国际人才集聚基地的新定位。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新增“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支持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的新任务，香港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角色持续加重，定位日益清晰。在空间布局上，香港提出了“双城三圈”的北部都会区蓝图，创科蓝图正式出台。完善创科生态圈，推进香港新型工业化；壮大创科人才库，增强发展动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智能香港；　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好连通世界的桥梁成为新一轮发展的战略目标。以河套合作区为核心，推动科技创新全链条协同，政策与平台落地。“发展多元经济、创造优质职位、提升生活素质、贡献国家所需”成为特首这几年施政报告的核心主题。

纵观这一演进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主线：港深合作从民间自发、地方推动，逐步走向国家战略引领、制度创新驱动的全新阶段。内地的每个五年规划都在前一阶段基础上叠加新的内涵，香港也积极配合响应，形成了“规划引领、梯次推进、持续深化”的合作范式。

北部都会区发展可借鉴的“深圳南山经验”

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中，南山区的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经验。南山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部从产业园区到创新城区的演进史，从高新区到“三区融合”的实践样本。

“十一五”期间，南山区着力解决空间和城市功能布局问题，完成了高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十二五”期间，提出“三区”概念（园区、校区、社区）以及“三生”概念（生活、生产、生态），初步实现了产学研服的空间融合与功能衔接。“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提出“产城融合”核心概念，以人为本，将单一的生产型园区升级为综合性的创新城区。

南山经验的核心启示有三条。一是将以前单独由不同方面和不同阶段做的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在南山的特定空间统筹“三规融合”。南山高新区从最初只关注生产、兼顾生态、忽视生活，到后来随着深圳湾科技园区的建设，彻底打破“只管生产不管生活”的旧模式，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二是创新生态的系统构建。将园区、校区、社区统筹规划。特别的成效是大沙河创新走廊。从11.5平方公里的高新区起步，逐步整合校区资源（深圳大学城）、社区资源（人才公寓与生活配套），使创新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组合。三是政府角色的精准定位。深圳湾生态园区就是典型的案例。政府负责搭平台、建机制、优环境，把具体的创新活动交给市场和企业。

南山的经验不是南山独有的，提出和推动这个模式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炜教授，是硅谷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在深圳实际进行本土化创新的案例。这套经验应当系统总结，特别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重点建设北部都会区、创新科技园及大学城区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天在这里分享，也希望在香港应该把做过的、证明有效的事情再做一遍，主动对接香港的新田科技城和北部都会区建设，把“三规统筹”“三区融合”“三生相促”的综合理念交给香港，帮助香港跨越从规划到落地的鸿沟。

制度落差与协同：

创新合作的模式重构

港深合作的深层难题在于制度差异。香港实行普通法，深圳遵循大陆法系；香港是单独关税区，深圳是内地经济特区；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深圳则有关税与外汇管理。“一国两制”的伟大之处在于保留了“异”，而深港合作的关键恰恰在于如何用好这个“异”。

从问题导向审视，当前合作面临多重结构性缺口：制度对接层面的断层、中试验证环节的功能缺失、团队资本与创新平台之间的匹配错位，以及两地规划时序的阶段性落差。香港方面虽已逐步推进相关布局，但深圳在创新生态建设上已形成先行优势，两地在合作节奏与制度供给上存在认知差异。因此，亟需构建跨制度的协同机制，以弥合“一国两制”框架下法律体系与行政惯例的固有差异。

一是开拓思路，建立求异存同的思维模式。传统的区域合作往往强调“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点、搁置分歧。但港深合作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求异存同”。正是一国两制下制度差异带来的机遇，才产生了互补的空间和合作的价值。深圳的产业链优势、制造能力、市场规模，与香港的国际化网络、普通法体系、自由港政策、国际人才池，形成了天然的互补关系。落差越大，合作的空间越大；差异越深，协同的价值越高。水火不容，但火可以烧开水，这就在于容器、载体、燃料的选择。

二是因地制宜，坚持“两个凡是”原则。凡是在其他地区能做的事情，不要放到河套来做，河套只有3.89平方公里，寸土寸金，必须集中力量做其他地方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河套有限的空间，绝不应成为一般定义下的产业园区的复制品，而应承载那些只有在深港跨境交界、规则深度衔接前提下才能完成的特定任务。

三是精心设计，建载体搭平台筑通道。善用香港的制度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河套是最佳结合部。在河套，我们建议搭“桥”而不是建“墙”，在河套帮助企业“出海”；在国内其他城市设立“驿站”，让创新要素流动起来，而不是被锁在3.89平方公里的物理空间内。在此框架下，合作区的属性已从福田区属地管理的行政单元，演化为区域性创新资源的配置枢纽，其运作逻辑不再受限于单一行政主体的管控要求。

四是创新理念，重构系统性的最佳路径。我提出引入齿轮、魔方、榫卯三个不同结构的模型，创新“协同创新共同体”命题的机械哲学底色。其一，齿轮传动模型，强调大小齿轮的咬合与增速效应，对应两地功能模块的精准对接与动力传导，实现互补性提速；其二，魔方结构模型，体现多维空间中固定轴心与可动模块的组合逻辑，寓意在核心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弹性轨道实现局部规则的灵活调整；其三，榫卯连接模型，借鉴中国传统建筑智慧，表征无需外部紧固件而依靠形态匹配实现结构稳定的连接方式，适用于法律体系差异下“刚性制度”与“柔性接口”的结合。通过问题导向选择相应的机制与制度：魔方定空间、齿轮传动力、榫卯锁接口，三者共同构成港深都会协同的结构－动力－连接完整图谱。

五是实事求是，在治理层面融入法理。普通法与大陆法体系难以通过简单融合实现兼容，但可通过设定功能性载体，如谅解备忘录（MOU）等弹性治理工具。在既不违背各自法律原则，又未突破既有规制框架的前提下，形成试点性突破。此类工具能够在不触发系统性法律冲突的条件下，为深港两地的制度协同提供操作空间。这一思路强调通过差异化的制度效率实现合作目标的渐进达成，从而为解决“对接断层”“要素流通受阻”“法律适用冲突”等现实问题提供可操作的路径。

现实挑战与优先突破

当前深港科技创新合作面临五个层面的系统性问题：底层制度、要素流通、营商环境、社会融合、物理要素。五个问题相互交织，但必须明确优先级。为此，在持续探讨河套科创体系创新的实践中要有极点思维与河套使命：超越同质，破局禁区，其核心就是“不求同质，但求咬合；不破两制，但破禁区”——不追求模式复制，而是聚焦功能互补；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突破科创合作的制度禁区。

河套的使命：既是“一国两制”在科创维度的试验田（探索跨境制度衔接），也是中国科技走出去的战略接口（链接全球创新网络）。我提出了以“四大抓手体系”为核心、配套“四大支撑要素”的创新机制。其核心逻辑与使命指向明确，为跨境科创合作提供了全新路径。

通过四大抓手，构建协同合作的底层架构。如河套锚地，就是借鉴码头“锚地”概念，在香港侧设置备案注册点，企业“先备案、后进园”。通过政策包覆盖200—300家机构（2027年前目标），熨平政策落地的“时序剪刀差”，让科创主体快速享受红利。湾区驿站则作为深圳侧及大湾区通道的“加油站、交友站、互惠站”，以“河套深圳园区＋前海＋光明＋南沙＋横琴”组网，驿站充当担保中介，推动9＋2城市科研经费、设备、数据自由流动，打破行政壁垒。

借用特定区域的治理模式，确定项目法人制：明确锚地、驿站商务活动的责任主体，实行“一次违规、终身禁业”，从制度上解决监管真空问题，确保跨境合作规范化、可持续。强化四通的要素清单：采用“白名单＋负面清单”制度，打造特定区域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营商环境；每年滚动更新，配套跨境双币母基金（扩容至500亿量级）、河套IP港、高端人才签注互认、10家中试平台等资源，精准供给科创要素。

通过四大支撑，激活体系的配套动能。跨境基金、国际知识产权、人才互认、中试走廊四大要素，为“四大抓手”提供资金、技术、人力、转化全链条支撑，形成“抓手＋支撑”的闭环生态。

这套体系通过“抓手＋支撑”的双轮驱动，以“极点思维”突破传统边界，最终指向“一国两制”下的科创协同与中国科技的全球化布局，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创新样本。

新格局下的战略任务：

锚定香港，借力“单独关税区”优势

在区域竞争格局中，深圳拥有背靠香港的独特优势。深圳之所以在国家创新版图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正是因为香港的存在。没有香港，深圳与长三角、京津冀的竞争格局中，优势并不明显；有了香港，深圳就有了“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和“单独关税区”的国际通道。

香港是举世公认的单独关税区。国家在2019年和2024年依然通过CEPA补充协议，突出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意味着香港在关税、外汇、投资准入等方面拥有内地城市不可比拟的国际自由度，把香港的单独关税区优势和深圳的产业能力结合起来，深港之间就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竞争壁垒

基于这一判断，香港应在国家“十五五”布局中主动承担五个方面的战略任务：

1.强化二线国际链接功能，充分发挥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区优势，成为国家链接国际创新网络的关键；

2.主动承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任务，承接更多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项目，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平台；

3.完善国际人才聚集承载体系，优化签证、税收、居住等配套政策，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人才首选地；

4.巩固提升国际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将传统航运贸易优势与科技创新服务相结合，推动贸易数字化和智慧物流；

5.深化区域协同创新，与深圳及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功能互补、链条完整的创新生态体系。

展望“十五五”，深港科技创新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窗口。国家规划体系为深港合作预留了制度空间和项目支撑。在“十五五”与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叠加的历史坐标上，深港两地的科技创新合作，正从物理相邻走向协同发展。这不仅是深圳和香港的共同使命，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迈向现代化、赢得国际社会广泛信任与尊重的重要支撑。（完）

（作者为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圳市先行示范区湾区组专家、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