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仁勋事件看全球华人团结

文｜伍俊飞

美国英伟达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日前被迫去职。一位华人企业家，用三十三年时间将一家芯片公司带上市值逾五万亿美元的世界巅峰，把英伟达打造成人工智能时代最具战略意义的企业。然而，一场围绕其私生活的舆论风暴与涉及国家安全的指控相互交织，导致黄仁勋被迫下台，市值随之蒸发数千亿美元。这一事件远非一桩孤立的商业人事变动。它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把全球华人在西方主导的政治—资本—媒体结构中所处的深层处境，暴露在世人面前。

黄仁勋事件之所以具有标本意义，不在于其个人是否存在道德瑕疵，因为美国政商精英的贞节牌坊早就在萝莉岛案件中彻底崩塌，而在于一位华人顶尖企业家，在一个标榜法治与隐私保护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被以私德与国家安全的双重名义迅速驱逐，可真正系统性的精英腐败却长期被舆论轻轻放下。这种选择性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种族主义的隐性门槛，是科技民族主义的战略焦虑，更是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跨国市民社会中组织性缺位的直接后果。

全球华人需要团结。这不是一句情感呼吁，而是一个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力量对比的政治判断。黄仁勋事件的本质不是私德问题，而是美国对华人领袖的结构性排斥。理解黄仁勋事件，必须把它从“婚外情丑闻”的叙事中拉出来，放回美国政治经济与种族秩序的结构中审视。

黄仁勋长期主张理性的中美科技关系，反对将芯片产业彻底武器化，反对执行对华脱钩断链。这一立场与华盛顿建制派对华科技战的主导逻辑相悖。与此同时，英伟达作为全球人工智能算力的基石性企业，其华人创始人的身份在一个以国家安全为名不断强化对华技术封锁的政治环境中，本身就成为被审视、被猜忌的对象。有分析指出，华尔街金融权力与政治保守势力形成合流，借与中国间谍有染的污名化标签，完成了从世界最强人工智能硬件公司驱逐华裔领袖的操作。这不是对某一个人的道德审判，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清场：你可以拥有财富，可以创造技术，但当你触及权力结构的核心地带时，“华人”这一身份本身就被重新定义为一种需要被管控的风险。

更值得追问的是舆论的双重标准。美国媒体对黄仁勋私生活的挖掘不遗余力，连其与客户的正常商业往来都被置于放大镜下逐条审视。然而，爱泼斯坦萝莉岛案中大量与权贵名流相关的行为，至今仍被政府掩盖，司法追责在特权面前步履维艰。美国童婚问题长期存在，比如2000年至2018年间，全美有近三十万未成年人合法结婚，其中相当比例为未成年女孩与成年男性结合，直到近年仍有三十余州未全面禁止童婚。加州西好莱坞市推出“多伴侣关系”地方条例，反映出美国式道德正在进一步堕落。这些案例涉及权贵系统性性剥削、未成年人保护、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等结构性问题，在媒体议程中或被冷处理，或被程序性讨论消解，而一位华人企业家的私生活，却被制造成一场全民围观的道德审判。

选择性失明，从来不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瑕疵，而是权力结构的症候。它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即谁的身体可以被公开解剖，谁的特权应当被沉默保护。当这种选择性以华人为标靶时，它所伤害的就不只是黄仁勋一个人，而是所有在西方社会中被视为永远的外来者的华人。华人若不团结，下一个被以任何名义驱逐的，可以是任何一个你、我、他。

要理解华人为什么在类似事件中如此无力，必须引入市民社会理论的视角。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市民社会界定为介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是私人自律的经济交往与社会联合领域。马克思批判性地颠倒了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命题，指出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不是国家塑造社会，而是社会塑造国家。现代政治学的核心洞见在于，一个健康的现代国家，既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也需要强大的社会自组织能力。“强国家—弱社会”不是稳定，而是脆弱而危险的状态。国家力量若缺乏社会的支撑与反馈，就会在动员与治理中失去韧性；社会若缺乏组织化的自我表达能力，个体的权利诉求就只能在原子化的状态下被逐个击破。

这一理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力尤为尖锐。自秦以来，中央集权体制在提供大规模秩序供给的同时，系统性地压制了民间社会的独立生长空间。在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中，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强大社会组织力量，宗族、行会、地方精英在不同程度上被吸纳或从属于官僚体系。这种“强国家—弱社会”格局的长期后果是深远的，即社会缺乏自生长的组织能力，缺乏在国家和个人之间进行利益聚合、价值传递和权利保护的中层结构。科技发展的滞后、公共精神的薄弱、个体在面对权力时的孤立，都与这一结构性缺陷密切相关。西欧的大学、行会、教会和后来的市民社团，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撑开了一个有组织能力的社会空间，而中国的历史路径未能自发产生类似共济会、教会那样跨越地域和代际的持续性社会组织。

把这一视角移到国际层面，结论更加清晰。民族国家的强盛，不仅需要国内形成“强政府—强社会”的良性互动，也需要在国际社会中拥有强大的民间社会支撑。　一个国家在全球舞台上的力量，从来不只来自政府和军队，也来自它的国民所构成的跨国网络、跨国组织和跨国认同。以色列把这一点演绎得淋漓尽致。犹太民族的政治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某一个国家的政府，而是依赖于跨越国界的组织性存在，包括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世界犹太人大会、各国犹太社团联合会、与以色列保持深度联结的全球性慈善与倡导网络，以及根植于犹太教的强韧共同体意识。这些组织在反诽谤、政治游说、公共议程设置和危机响应中展现出的动员能力，是任何分散的个体所无法替代的。

对照之下，海外华人的组织状况令人警醒。黄仁勋被舆论围剿、被董事会驱逐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华人组织站出来为他提供有分量的公共辩护、法律支持和政治声援。这不是因为海外华人缺乏人才和资源，而是因为组织形态的缺席。同其他族裔尤其是犹太裔相比，美国华人在团结合作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华人联合行动存在缺少全国性组织问题。侨社维权能力不足，社团规模较小，整体参与力量难以形成规模效应。海外华人社团数量众多，但大多属于“烟花”组织，没有“火炮”属性，长期停留在联谊、节庆和文化活动的层面，在政治倡导、法律维权、媒体叙事塑造和危机干预上缺乏专业化、持续性和跨国协调的能力。

这直接解释了黄仁勋事件中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当一位华人企业家被以安全和私德的双重名义快速清除时，华人社会几乎不存在一个能够在第一时间发出统一声音、调动专业资源、施加政治压力的组织性主体。个体的财富和成就，在没有组织依托的情况下，终究只是权力结构中可以随时被回收的租借物。犹太裔的团结不是天生的道德品质，而是漫长的历史教训中所锻造出的组织能力。海外华人如果继续满足于“反应式团结”，即只在歧视事件爆发时临时动员、事过即散，而不去建设常设性的、跨国性的、专业化的维权与倡导组织，那么黄仁勋式的遭遇就注定不是最后一次。

组织的团结需要价值观的黏合，而全球华人当前面临的一个深层困境，恰恰是共同价值观的稀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史上有其解放意义，但它对儒家传统的整体性冲击，使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学术界区分了“汉唐儒学”与“宋明理学”，前者是充满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方法论哲学，后者是肤浅的不成功的本体论哲学；前者是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后者是政治化、制度化了的封建意识形态，五四运动批判的实际上是后者，这种批判有其正当性。然而，当批判演变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整体性否弃时，后果便是文化主体性的空洞化：在国内，崇洋媚外的心态获得了文化心理上的土壤；在海外，华人失去了一个可以跨越国界、语言和代际的共享意义系统。一个没有共同价值内核的族群，即使经济上再成功，也难以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真正的共同体。

全球华人需要重新审视儒家文化，但不是回到宋明儒学那种日益内向化、心性化、与制度和社会实践脱节的形态。宋明理学在哲学上有其深度，但它将儒学的重心过度收缩到个体心性修养，弱化了汉唐儒学那种面向制度建构、社会组织和经世实践的开阔品格。需要回归的，是汉唐儒学中更具开放性和方法论意义的传统：一种强调“仁义”的普遍性、强调修己与安人统一、强调文化包容与制度创造的人文主义。这种儒学不排斥科学、不排斥法治、不排斥现代政治文明，而是能够在与它们的对话中提供关于人的关系性、责任伦理和公共精神的思想资源。现代儒学需要在方法论儒学方向上作出努力，把儒学从一套封闭的教条转化为一种开放的分析方法和价值框架，使其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哲学、现代社会科学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多元理论与事件形成健康的互动。

现代儒学的构建，不是复古，也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姿态，而是一项面向全球华人的意义工程。它以仁学为核心，以关系性自我为出发点，以“和而不同”为交往伦理，以经世致用为实践指向，同时吸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和不平等的批判视角以及自由主义关于权利与法治的合理内核。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全球华人才可能形成一种既扎根于中华文明又向现代世界开放的共同价值观。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团结就只能停留在利益层面的临时合纵；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团结才具备跨代际、跨地域、跨政治分歧的文化韧性。

黄仁勋的遭遇提出了一个每一个华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一个人可以被以私德和安全的名义迅速驱逐，而没有任何组织性力量能够阻止或至少延缓这一进程时，所谓华人可以凭个人奋斗实现美国梦的叙事，还剩下多少可信度？

大国的崛起，从来不只靠GDP和军舰。它需要世界性的价值观，也需要世界性的民间组织。英国的世界影响力，部分地依赖于共济会、金融城行会等非政府组织和跨国专业网络的长期存在；犹太民族的政治能量，深深植根于跨越国界的共同体组织和文化认同。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被世界尊重的大国，全球华人要真正成为一支受人敬畏的力量，就必须补上社会组织和共同价值这两块短板。

团结不是抽象的善意，而是具体的制度能力。我们需要建立常设性的全球华人维权与倡导组织，培育能够在媒体、法律和政治场域中专业作战的华人公共人才，重建以现代儒家为核心的价值认同，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个体知道，当他们被不公正地对待时，身后有一个可以动员、可以发声、可以持续斗争的组织性存在。

针对黄仁勋事件，如果全球华人仍然保持沉默，仍然以事不关己的态度自我安慰，那么下一个出局的，可能是任何一位在西方结构中触及天花板的华人。为黄仁勋发声，就是为自己发声；组织起来，不是为了对抗某一个具体的对手，而是为了不再让任何一个华人，在孤立无援中被权力结构轻易抹去。这是黄仁勋事件留下的最沉痛也最清醒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