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谈心：谈谈台湾选举

文｜冯 哲

多次赴台，每一次落地，常常能从街巷之间，感受到选举的气息。印象很深的一回，临近九合一选举，我在高雄和几位议员朋友茶叙，闲谈他们平日的工作。一位女性议员说，选举季里，她每周有四天都在跑基层拜访乡民，哪怕是偏远山区，也尽量安排时间走到。还有一位朋友跟我说，跑基层的时候，午饭常常就在车上解决，十来分钟吃完，就要赶往下一站。他还说起一件事，有位偏远山区选民的父亲生病住院，他专程到医院拜访院长，送上鲜花，祝愿老人早日康复。听着这些故事，我心里不由得感慨，为了争取选票，他们确实投入了极大的精力。

那段时间，翻开报纸、刷看资讯，铺天盖地全是选举相关内容，各式各样的民调接连出炉，各路名嘴各有说法。提到台湾选举，就绕不开五花八门的民调。不同机构、不同立场、不同目的的民调轮番登场，如同一件让人眼花缭乱的“魔器”。正如台北朋友所言，在这场长期的“认知注射战”的媒体遮蔽工具中，最困惑人心、最扰乱判断的，就是花样百出的选举民调。抽样方式、提问措辞、受访对象、发布时机，都可以人为操控、刻意设计。有的民调偏向造势，用来拉高自家候选人声势；有的意在引导舆论，打乱对手节奏；还有的仅仅是博取流量、吸引眼球。普通民众很难分辨背后的设计与动机，常常看着几份结论差异悬殊的民调，越看越困惑，难以看清真实的民意走向。一开始，我带着好奇持续关注，慢慢看得多了，也渐渐生出倦意。

一位台北师友坦言，选民投票事实上不看政策，而是个人喜不喜欢某个候选人，如果没有特别好恶，则投给讨厌的那个候选人的对手。所以，媒体的影响很大很大。

长期以来，作为大陆民众，我一直保持平静的视角观察台湾的各项选举。其中“九合一”选举，和地区领导人选举有明显区别。九合一以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等地方公职为主，核心是地方治理人选的遴选。虽然候选人大多分属不同政党，会带上政党的底色、接受政党资源的支持，但选民在投票时，往往会更看重候选人个人特质、在地服务口碑、对地方事务的熟悉程度，不完全是单纯跟着政党旗帜投票。

地方选民关心的，常常是道路修缮、供水排污、城乡建设、观光产业、地方文教、基层福利这类贴近日常的事务。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县市长候选人，需要长期扎根在地经营，和乡里居民建立直接联系。政党影响力是重要依托，可候选人个人的形象、执行力、服务记录，往往会成为左右选情的关键变量。这是九合一选举很特别的地方。每逢九合一选举到来，台湾社会都会进入高强度的选举周期。大街小巷、媒体网络、日常舆论，几乎全部被选举议题覆盖，形成一种全民参与、全民讨论、全民卷入的社会氛围。

不少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都有失望之处，坊间常听到“含泪投票”“用脚投票”的说法。很多人并非真心认同某一个政党，只是在有限选项里权衡取舍。这种两难的背后，除了治理上的得失，还有一层更深的文化因素：持续的去中国化，慢慢冲淡了中华文化里长久涵养的价值根基。

中华文化重视义利之辨、公义为先、着眼长远，讲究为政以德、厚养民风。当这套精神底色慢慢淡化，选举就更容易滑向短期利益的博弈，议题的设计、承诺的提出，多是回应当下诉求，缺少长远的价值建构。很多竞争聚焦眼前得失，容易流于功利，少了对社会长远福祉、世代永续发展的思考。价值共识的松动，也让人与人之间相互体谅、彼此包容的那份美好人性，在激烈的选战对抗里不断被消耗。

外界普遍认为台湾的选举是华人社会较早实践竞争性选举的模式。从形式上看，台湾具备完整的投票机制、多党竞争、舆论开放、民众自由参选投票的特征。但长期观察下来，也能清晰看到：拥有选举形式，不等于完全成熟落实民主治理的本质价值。

选举的本意，是择优举能、监督执政、改善民生、稳定社会。但在长期运行中，台湾选举逐渐形成一套自身的生态特征。选举周期内，政党与候选人的竞争重点，往往不在于治理理念、行政能力、长期规划、民生改善的对比。更多时候，舆论焦点集中在人设包装、话术攻防、舆论操作、对手批评、选战技巧比拼，民调数据也常常被拿来当作攻防工具。

选举高度专业化、套路化。候选人形象塑造、氛围营造、媒体节奏、网络声量、话题制造，成为竞选主轴。公开政见辩论之外，也存在大量舆论带节奏、派系运作、资源博弈、投机卡位的现象。

长期下来，普通民众很容易被周期性的选举氛围裹挟。舆论情绪、阵营立场、党派好恶，常常替代理性判断。社会注意力大量消耗在政党对抗与人选竞争上，民生建设、公共治理、长远发展议题，往往被选举节奏挤压、搁置。

这也导致台湾社会长期承担高昂的政治运行成本与社会内耗成本。很多台湾民众也普遍感到疲惫，频繁的政治轮替、攻防对抗，并没有带来稳定持续的民生进步，反而不断消耗社会资源、撕裂社会共识。

论及选举，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的话题，如上层与地方论述的不同，媒体对民众的形塑，民进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及对资源的掌控，网军青鸟及外部势力的介入等。

想要客观理解今天的台湾选举格局，不能只看表面热闹，更需要理性看待蓝、绿、白三党各自的发展脉络、优势短板与民意基础。

一、民进党：基层动员能力突出，但执政积累不少民怨

民进党从早期民间社会运动力量发展而来，最初以基层监督、社会改革、弱势发声为主要诉求。在南部部分区域，它长期经营乡里人脉、村里组织、地方社团，积累了较强的动员网络，不少候选人在选举期间贴近基层、走访民众，这是它能够凝聚基本盘、多次取得选举胜利的重要条件。

但基层动员能力，不等于整体施政能力。从近年几次九合一选举结果能够明显看到，随着执政时间拉长，物价、薪资、住房、能源、公共建设等民生议题上的施政短板逐步显现，积累了相当普遍的民怨。不少民众可以接受候选人基层走访的服务，却难以长期认同整体治理成效。

与此同时，民进党长期借助教育、历史叙事的调整，持续塑造一套偏向本土的史观，潜移默化影响青年世代的历史认知，造成两岸认知隔阂，这也是长期观察中值得留意的部分。它的基本盘有稳固的一面，但中间选民的取舍，越来越看重实际民生感受，不再只被单一叙事牵动。

二、国民党：不乏熟悉政务与两岸事务的资深前辈，但世代交替阻滞、青年人才断层问题突出

作为百年政党，国民党一路走来，沉淀了不少熟悉行政、财经、公共建设的资深人士，在两岸稳定议题上，也有过往的沟通阅历。但它的结构性短板十分突出：党内“大佬文化”、论资排辈的风气长期存在，资源多集中于资深圈层，青年上升通道狭窄，系统性培育新生代接班人的机制不足，后备人才接续乏力，形成明显的人才断层困境。历史上也曾发生路线分歧，一部分力量从中分出，另组新党，进一步分流了骨干力量。

它长期带有精英政治底色，重心多放在上层、行政体系、地方派系高层，常态化下沉基层、持续经营邻里服务的力度不足。很多时候，平时扎根不够，等到选举临近才集中动员。加之党内派系多、路线共识不容易统一，内部拉扯不断，组织凝聚力逐年弱化。

在年轻世代眼中，国民党形象偏于老派、建制化，草根青年出头不易，不少位置容易被具有家族背景的人占据，因此很难吸引青年认同，在青年选民当中支持度长期偏低。它不是没有有经验的前辈，但是稳定的青年人才梯队、持续和青年群体对话的通道没有建立起来，在选战动员上常常被动。它的优势在一部分资深人士的治理阅历，短板在青年人才接续、基层扎根，这种错位，长期影响选举结果。

三、民众党：崛起于社会疲惫，填补中间空白，但是理念松散

近些年台湾政坛最大变化，就是蓝绿二元结构被打破，中间选民大量崛起。

长期蓝绿恶斗、长期政治内耗、长期民生停滞，让大量普通民众、青年群体、中间阶层产生普遍厌倦心理。大家既不满蓝，也不满绿，希望跳出传统对立。

民众党正是依托这股厌斗、求新、求变、求务实的民意崛起。

其优势是年轻化、网络化、去意识形态、贴近庶民感受；

短板是：历史积淀浅、治理经验不足、理念体系松散、立场弹性过大、基本盘不稳固。

它的出现，让台湾选举从蓝绿对抗，变成三党制衡、三不过半、多方拉扯的新格局。

四、理性看待台湾选举文化的结构性问题

综合观察，台湾选举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固化的选举文化。

第一，选举大于治理。政治节奏被选举周期主导，四年一轮备战，执政常常为选举服务，而非选举服务治理。

第二，竞争大于共建。政党对抗常态化，朝野制衡容易变成全面抵制，社会难以形成共识合力。

第三，表演大于实干。舆论热度、人设形象、网络声量，往往比长期政绩更影响选票，经过包装的民调，也常常成为造势工具。

第四，情绪大于理性。世代对立、党派对立、立场对立，容易掩盖民生真实需求。

从政治原理来讲，选举只是工具，治理才是目的；竞争只是过程，惠民才是归宿。

竞争性选举本身没有问题，但当整个社会资源、舆论精力、人心走向，全部被选举裹挟、被对抗消耗，就会形成明显的社会内耗。前面高雄朋友跑基层的用心，本意是贴近民众，可当整个社会的重心都持续放在这种周期性的竞选争夺上，长远的公共建设就容易被搁置。

结语

纵观台湾数十年选举变迁，喧嚣轮替的背后，折射的是社会深层的人心变化。选举本为择贤理政、造福民生，一旦脱离文化道统与公义底色，便容易沦为舆论操弄、情绪对抗与短期利益的角逐。

台湾选举的诸多困境，表面是政治博弈的失衡，根本是中华文化价值的日渐淡化。中华政治伦理向来崇尚为政以德、天下为公、立足长远、体恤苍生。当敦厚恒久的文化根脉松动，社会便容易陷入对立内耗，偏离治理为民的初心。

两岸同根同源、文脉一体，隔阂多源于认知偏差与文化疏离，而非制度与族群的对立。党派有立场，人心有取舍，但民族根脉不可分、中华文化不可弃、台海和平不可失。

选票喧嚣终会散去，一时胜负转瞬即逝，唯有文化的传承、民生的安稳、人心的和合，方能成就长久的安宁。愿台海放下纷争、回归务实治理，以文脉聚同心，以善意暖两岸，以和平护苍生，共迎清朗安稳的未来。

（作者系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