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谈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价值

文｜冯 哲

2026年，是极具纪念意义的历史年份。今年恰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亦是台湾光复81周年。

一纪轮回，山河可鉴。中山先生毕生求索“振兴中华、天下为公”，奔走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民生幸福的大道；八十余载前台湾光复回归，是全体中华儿女浴血抗战、抵御外侮换来的民族荣光，也是两岸血脉一体、命运与共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站在这样一个回望先贤、致敬山河的特殊时间节点，重温近代百年风雨，重新梳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程与价值，便有了更深沉的意义：不是为了辨析对错、评判高下，而是为了在共同的民族史、奋斗史中，读懂先辈的求索初心，拉近两岸的历史共情，凝聚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

两岸同文同种、文脉一体，共享五千年华夏文明，也共同走过近代百年的风雨求索之路。因为数十年来社会环境、教育语境与历史叙事的差异，两岸同胞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看待近代中国革命，自然会形成不尽相同的观察视角与认知结论。

不同视角、不同理解，本是历史传播中的常态，无需强求完全一致，更不必简单对立。

近日读到一位台湾抗战历史学者的深刻思考，颇受启发：以中华文化增进两岸认同、凝聚民族情感，不能回避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脉络与时代价值。如果只谈文化情怀、不谈近代奋斗，容易让历史叙事不够完整，也难以回应社会中诸多不同的历史解读。

这番见解，极为中肯。长期以来，在两岸民间与学界，一直存在两种广为流传的观察视角：有人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多视作一场批判传统、颠覆旧礼的文化浪潮；也有人将近代国共之间的战事起伏，简单理解为政治派系的权力竞逐。

这些看法，各有局部依据，却未必是历史的完整全貌。

结合胡适、钱穆、牟宗三等两岸学界共同尊崇的前辈先贤思想，重回百年历史现场，梳理五四与近代革命的演变脉络、时代背景与历史贡献，可在多元认知中寻得两岸共通、共鉴、共守的民族历史大义。

一、多元视角下，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脉络

百余年来，世人对五四的评价始终众说纷纭。最常见的分歧，集中在如何看待五四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

不少观点认为，五四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以破旧立新之名，冲击礼教、否定传统，对固有文化造成巨大冲击。这样的观察，看到了运动中激进、批判的一面，但如果置于完整历史脉络中审视，会发现五四的内涵远比单一标签更为丰富、立体和复杂。

我们今天讨论五四，应当区分两层相互关联的时代脉络：一是1919年以家国主权为核心的五四爱国救亡运动，二是民初以来以思想革新为核心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两者交织并行，底色都是近代中国面对亡国危机的自救与自省。

晚清以降，内忧外患交织，旧有的社会结构、思想体系、治理模式，已经难以应对世界变局。国家积弱、民生困顿、外侮频仍，时代迫切需要革新、需要觉醒、需要新的思想力量。五四前后的思想浪潮，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中应运而生。

对于五四的功过得失，胡适、钱穆、牟宗三三位先贤留下的辩证思考，最值得两岸后人参考对话。

胡适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推动者，一生倡导白话文、倡导科学理性，批判僵化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但他从未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相反，他一生主张“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希望用现代学术方法重新梳理传统文化，甄别优劣、去芜存菁，让古老文明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获得新生。胡适晚年亦多次反思，思想革新不能无根，文化进步不能彻底割裂自身传统。他的初衷，是活化传统，而非否定传统。

牟宗三先生作为新儒家代表，对五四始终保持辩证公允的态度。他充分肯定五四启蒙的时代必要性：清末民初的旧制度、旧习俗积弊已久，束缚社会活力、阻碍国家进步，若无思想解放的冲击，中国很难走出停滞困局。与此同时，牟宗三也敏锐指出时代误区：世人常把“僵化的礼教制度问题”等同于“儒家义理与文化根本问题”。在他看来，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命题，是中国现代化必经之路，真正的文化使命，是吸纳新知、守住道统，在革新中延续文脉，而非以启蒙之名斩断传统。

钱穆先生治史一生，最强调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他不赞同后世以简单激进的视角，全盘否定前人的时代探索。钱穆承认近代中国必须求变求新，但他始终认为：民族的革新，是自我损益、自我更新，不是自我颠覆、自我断裂。五四时代的批判与革新，是民族危难中的自救反应，是中国人面对生存危机的主动突围，绝非单纯的文化反叛。

综合前辈先贤的多元视角，我们可以更平和、完整地看见五四的时代价值：

五四的激进言论，是时代变局中的局部声浪；而贯穿整场运动的主流精神，是思想解放、民族觉醒、救国图强。它打破了思想禁锢，打开了中国面向世界的视野，唤醒了国民的国家意识与主体精神，为近代中国的一切进步，奠定了思想基础。

与其将五四定义为“反传统”，不如更客观地说：五四是近代中华文明，在危机中自我反思、自我革新、寻求新生的一段重要历程。

二、跳出单一视角，辩证看待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正当性

相较于五四的多元评价，两岸社会对近代革命史的认知分歧，更为集中。其中最普遍的一种看法，是将近代革命进程中的国共博弈与战争对峙，解读为内部权力竞争，难以看见其背后的民族与社会意义。

视角不同，结论自然不同。我们不妨暂时放下固有认知，重回百年历史进程，从近代中国整体困境来理解这场历史巨变。

自晚清以来，洋务、维新、立宪、共和，一代代中国人尝试了各种温和改良与制度更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践行中山先生共和理想，是划时代的进步，却未能彻底改变国家积弱、列强侵凌、民生困苦的根本局面。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国土破碎、外患不止、底层百姓深陷困顿，所有温和的改造路径，都难以化解国家危局。

正是在所有改良路径穷尽、国家前途陷入绝境的时代背景下，彻底的社会革命，成为当时无数中国人选择的救国道路。

我们可以从三个共通的民族维度，来客观看待近代革命的历史价值。

首先，近代革命的主体脉络，是全民族的抗日救亡与卫国抗争。近代历史最沉重、最宏大的主题，是抵御外侮、保家卫国。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守护国土、存续文脉，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使命。当年两岸无数先辈同心御敌、浴血奋战，最终迎来台湾光复、国土重圆，铸就了中华民族不朽的抗战史诗。这一段浴血奋斗，是全体中国人的民族保卫史，远非内部纷争可以概括。

其次，近代革命回应了近代中国最深刻的民生困境。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动荡，不仅源于外患，更来自深层的社会结构积弊。土地失衡、阶层固化、剥削深重，绝大多数底层民众世代劳苦、难以安生。历代变革多停留在上层制度，始终无法安顿万民生计。近代革命最深刻的社会意义，便是重构底层秩序、解放底层民众，让广大贫苦百姓获得生存尊严与生活希望，契合儒家济世安民、仁者爱民的传统理想，也呼应了中山先生“平均地权、改善民生”的革命初心。

再者，近代革命完成了近代以来最迫切的国家使命：民族独立与主权自主。百年近代史，是一段不平等条约叠加、主权不断流失的屈辱史。历经数十年艰苦奋斗，近代革命最终终结了半殖民地的屈辱格局，收回国家完整主权，结束了列强特权，让中国真正实现自立自主，彻底改变了“弱国无外交”的百年困局，接续了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毕生宏愿。

国共两党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理念差异、路线选择与长期博弈，这是客观历史事实，完全可以被正视、被讨论、被反思。近代政局动荡，也造成两岸分隔、家庭离散的时代遗憾，值得后人恒久感念与珍惜和平。

但我们在讨论历史分歧之余，也应当看见历史主线：近代革命的底色，是救亡、是卫国、是安民、是自强，是无数中国人为摆脱屈辱、改变国运、守护家国而付出的集体奋斗。

三、历史脉络相通：五四启蒙与近代革命，是民族觉醒到民族重生的完整过程

放下标签、跳出偏见，梳理百年脉络，便能看见一条清晰的历史逻辑：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的思想觉醒；近代中国革命，是觉醒之后的实践落地。二者前后接续、层层递进，共同构成近代中华民族自救、自强、重生的完整历程。

五四以前，国人多在旧格局中寻求微调；五四之后，国民思想大开，救国、新民、强国成为时代共识。正是这场思想解放，让一代代青年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投身救国实践，探索民族出路，接续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

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与社会界，分化出多条救国道路：

有人坚守自由主义启蒙，希望以渐进改良改造社会；

有人深耕文化道统，希望以文脉重塑民族精神，守护文化根魂；

有人投身彻底的社会革命，希望以强力变革拯救破碎山河。

道路选择不同、实践路径不同，但放在百年变局的大历史中看，所有真诚的探索，出发点都是救中国、强中国、安百姓。

也正呼应了那位台湾抗战学者的恳切提醒：两岸谈文化认同、谈民族凝聚，不能只谈传统文脉、回避近代奋斗历程。

中华五千年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精神的魂，是两岸心灵契合的天然纽带；

五四的思想觉醒、百年的革命奋斗，是民族危难之际，中国人守文明、救国家、开新局的实践历程。

文脉是根基，奋斗是底气。不谈文脉，认同失其本；不谈奋斗，历史失其真。二者相融相济，才是完整的中华民族近代史。

四、结语：以包容史观，共守两岸共同的民族未来

百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山河重归安定。

恰逢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台湾光复81周年的特殊时刻，回望来路，更能读懂近代百年的厚重深意：从中山先生开启民主革命，到五四思潮唤醒国民，再到全民族抗战卫国、山河重归一统，一代代先辈的接力求索，只为一件事：救民族于危亡、安万民于乱世、开盛世于未来。

两岸同胞生长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对历史有不同理解、不同侧重，是人之常情、史之常态。历史无需强求唯一口径，但民族自有共通大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简单的文化割裂，而是古老文明面对世界变局的自省与新生；

近代中国革命，不是单纯的派系纷争，而是积弱民族面对危亡绝境的自救与重生。

这段历史，不专属某一方、不归于某一派，它是两岸先辈共同经历的苦难、共同承担的求索、共同铸就的民族基业。

钱穆先生教人读史当存温情敬意，牟宗三先生示人变革当守文化道统。今日两岸谈心论史，不为争辩对错、不分彼此高下，只为在多元解读中，梳理共同记忆、凝聚共同情感、守护共同家国。

愿两岸同胞，以史为鉴、以和为贵、以同心为远，在尊重差异中增进理解，在读懂先辈中珍惜当下，承中山先生振兴中华之夙愿、续台湾光复山河一统之荣光，共护华夏文脉，共赴民族复兴。

（作者系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