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健慈：黄之锋认罪背后的法理与惩治

黄之锋在高等法院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图：橙新闻

文｜傅健慈

今天（2日），“反中乱港”分子、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高等法院当庭承认“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法律层面上，这标志着辩方已完全、无条件地承认了控罪书中所罗列的全部犯罪事实，法庭将不再经由冗长的审讯程序，直接转入求情及判刑阶段，法庭押后宣判。此案的审理不仅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又一重要实践，更是对所有妄图勾结外部势力、损害国家利益之徒的有力震慑。

劣迹斑斑恶行不改 串谋制裁性质恶劣

综观黄之锋过往的政治轨迹，可谓是恶行劣迹斑斑。他长期充当外部势力的政治代理人，从非法“占中”到黑暴肆虐，无不充斥着其推波助澜的身影。本案控罪特别指出，其犯罪行为发生于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11月23日期间。这个时间节点具有极高的法律敏感性，当时《香港国安法》刚刚颁布实施，中央与特区政府正全力拨乱反正。然而，黄之锋却全然无视法律尊严，公然顶风作案，串谋罗冠聪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人士，持续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封锁或其他敌对行动。

在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中，这种藉由“国际线”乞求外部势力干预本国事务的行为，属于情节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黄之锋在国安法生效后仍毫无悔改之意，负隅顽抗，企图通过外部施压来动摇特区的宪制秩序。这种行径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主权与尊严，更直接危害了香港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与社会长治久安，绝无姑息空间。

认罪虽属求情因素 量刑仍须对应处罚阶梯

在普通法原则下，被告人在法庭上主动、当庭认罪，通常会被视为核心的求情因素。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代表被告人节省了法庭时间与公帑，一般情况下可获得最高三分之一的刑期扣减。然而，必须强调的是，《香港国安法》是一部兼具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特点的特别法，其本身具备完整且独立的法定处罚阶梯。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29条规定，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若属“罪行重大”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终身监禁。

法庭在最终量刑时，必须严格遵循国安法确立的法定处罚阶梯：

首要分子与罪行重大者：必须依法在“10年以上至终身监禁”的区间内确立量刑起点。

认罪扣减的法律限制：若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人的具体犯罪角色、涉案情节的严重性以及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实质危害属于“罪行重大”，那么即使给予认罪扣减，其最终刑期原则上亦不能低于法律规定的法定最低下限（即10年监禁），除非满足国安法第33条规定的特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如自动投案或揭发他人犯罪等）。

黄之锋在本案中作为核心组织者和游说者，其行为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实质危害巨大，法庭绝不能因其“形式上的认罪”而脱离国安法对严重罪行的惩治初衷。

确立海外游说法律界线 筑牢国安法治防线

司法机关对本案的宣判，其意义远超案件本身。本案的判词将会为涉及海外游说、请求外国制裁等行为，确立更清晰的国安法法律界线与量刑起点。长期以来，部分纵容外国干预的黑暴分子幻想披着“国际倡议”的外衣逃避法律追责，此案的审理彻底打破了这一政治幻想。

任何形式的勾结外部势力、请求外国制裁内地和香港的行为，不论是在本地运作还是内外勾连，皆是触碰法网的严重犯罪。特区法院通过对黄之锋的依法审判与严厉量刑，将进一步完善国安法的判例体系，向国际社会明示香港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法治的核心灵魂。只有严格落实国安法的惩治机制，全面评估并严惩危害国安的实质罪行，才能切实筑牢香港防范外部干预的法治屏障，保障“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副会长、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