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看局》：坚守“一国”底线 明晰“两制”边界——解读“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核心要点

香港新闻社8月31日北京电 近日，台湾学者李其泽发文，在认同一个中国、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安排进行推演探讨。该文未持分裂立场，直面统一制度问题。对此，《湖畔看局》作出回应，聚焦“一国”内涵与“两制”边界，厘清相关探讨中的认知偏差与制度误区。

文章指出，当前相关讨论的核心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一个中国，而在于如何界定“一国”实质内涵与“两制”制度边界。统一制度方案不能片面侧重于台湾权益诉求，从而忽视国家主权、安全于发展的整体利益。两岸民众同为国家共同体成员，均拥有制度设计话语权，仅谈单方权利、单向让利的失衡方案，无法支撑稳固统一。同时，两岸格局、国际环境和岛内生态已深刻演变，过去的政策包容举措不能成为束缚当下国家安全底线的桎梏。

文章认为，“一国”不能停留在纸面，必须落实为刚性完整的国家权力架构。台湾自治权源于中央授权，是有限治理权限，而非可制衡中央的固有权力。“中央权力正面列举、剩余权力归台湾”的设计，实质是打造准独立政治实体，会形成制度性割据、掏空一国原则。制度设计必须坚持权责对等，在保障台湾民众合法权益与原有生活方式的同时，明确其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部干预、遏制分裂活动的法定责任。

文章强调，国防、军令、国安、外交等国家核心主权不容分割，国家安全管辖事项不得完全地方化、本地化终审。大陆过往释放的善意政策仅能作为参考，不能直接当作如今统一谈判的最低标准。两岸统一可设置过渡期与衔接机制，但国家主权归属不可逆，绝不允许为分裂活动预留制度空间。

综上，成熟可行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做实“一国”底线、细化“两制”规则，守住权利有保障、自治有边界、安全有底线、融合有路径的准则。唯有兼顾国家整体利益与台湾同胞切身福祉，摒弃失衡的制度设计，才能夯实和平统一根基，实现两岸长治久安与共同发展。

附原文

“一国”不能只写在纸上——回应台湾学者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观点

台湾学者李其泽日前在“正当石”公众号发表文章，设定两岸和谈、接受一个中国、由中央统一行使国家主权的前提，推演台湾在“一国两制”下应提出哪些制度要求。文章没有主张“两个中国”、邦联、外军驻扎或单方面退出统一；愿意把国家主权归一作为讨论起点，把统一后的制度安排摆到台面上讨论，至少说明作者不回避问题，值得重视和鼓励。

真正的分歧在于“一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两制”又应当在什么边界内展开。既要正面回应台湾社会对权利、法治、生活方式和安全感的关切，也必须回答另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由谁维护？

大陆和台湾民众作为国家共同体成员，对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同样享有表达和参与的权利。任何方案若只写一方的权利，不写共同体的责任；只防范中央权力，不防范分裂风险和外部干预，结构就会失衡。

因此，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能否成立，不仅要看开头是否写下“一个中国”，更要看后面的每一项安排，是否坚持国家主权、安全权威和国家宪制秩序最终决定权的完整性。

需要说明的是，有关未来台湾制度方案的推演都必须立足一个基本事实：两岸实力对比、国际格局、外部干预强度和岛内政治生态发生着深刻变化。历史善意可以回望，但不能成为束缚今日国家主权、安全底线和发展利益的枷锁。

一、自治源于中央授权，不能反向制衡中央

“一国”不能只写在纸上，而必须落实为一套不能被掏空的权力结构：国防归谁统辖，外交由谁代表，国家安全谁负最终责任，宪制秩序由谁维护。若这些问题被处理成中央与地方彼此设防、互相扣押的条件交换，写得再多的“一国”，也很难支撑真正的统一。

李其泽提出“中央权力正面列举，未列举权力归台湾”。这看似是技术性设计，实则触及权力结构的根本。

国家可以给予特定地区广泛、稳定且有法律保障的自治权。如，选举、社会治理、生活制度、经贸文化联系等事项，完全可以作出充分安排。但中央权责必须清楚，地方权力也应有稳定边界。自治权源自国家宪制秩序，不是地方可与中央并列抗衡的“固有权力”。

所谓“中央权力正面列举、剩余权力归台湾”，表面上仍是一国，实际却是把国家授权下的高度自治，改造成拥有剩余治权、反向制衡中央、限制国家宪制最终权的准独立政治实体。这不是为自治设边界，而是给国家权威套上枷锁；不是高度自治，而是制度性割据的合法化设计。

二、权利和责任必须同时写进制度

台湾社会对自身权利和生活方式有表达权，大陆民众对国家统一后的制度安排同样有表达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统一后的制度设计不应只由岛内一方列出权利清单，不能把国家共同体其他成员排除在外。

因此，任何可行方案都应同时回答两组问题：台湾居民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稳定保障；台湾地方又如何承担维护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和共同发展的责任。只谈前者，容易把协商写成单方索取；只谈后者，也难以赢得人心。权利与责任必须对等，自治与统一必须同向。

一些学者最大盲区，正是把统一简化为大陆对台湾的单向让利，简化为地方精英的权力置换。真正可行的安排，应当把居民切身权益写清楚、落到程序上。合法财产、正常经营、社会福利、宗教信仰、学术研究、新闻出版和日常社会生活，应有清晰、稳定、可预期的保障；普通民商事案件可在当地依法审理；统一前基于既有制度形成的一般身份、经历和政治分歧，也需要通过政治和解妥善处理。

同时，权利保障不能变成逃避国家责任的盾牌。任何行使台湾治理权的人，都应维护国家统一、遵守国家宪制秩序、反对分裂活动、防范外部势力干预。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勾连外部势力、从事暴力破坏等行为，国家依法行使管辖权，不可以被地方立法、地方解释或地方程序排除。

权利有边界，责任也有底线。只讲前者，不讲后者，谈的不是制度安排，而是单方面索取。

三、军权和国安不能留下两个中枢

最集中的争议，是驻军、防务、国安和司法事项。

全国国防、军令、情报、主战装备和战时指挥权，属于国家绝对主权核心，必须保持统一有效的权威，不存在可被地方长期分割、反向制约的空间。若本地编制、本地预算、本地指挥和地方否决同时被长期固化，整体国防归中央就会沦为空话。

不能把“本地终审”扩展为国家安全完全地方化。普通案件的本地审理与国家安全事项的统一管辖，可以通过明确罪名、严格程序、公开监督来协调；涉及勾连外部势力、分裂颠覆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管辖权必须归国家层面，不可完全地方化、本地化终审。主权首先体现在关键时刻能依法作出最终决定。

若一套方案只设置防范中央的层层门槛，却不写明地方维护统一、防范外部干预、接受国家安全责任的具体义务，便会形成权利单向扩张、责任单向悬空的制度失衡。

四、历史条件可以参考，但不等于今日底价

文章反复援引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有关表述，希望把曾经较宽的安排重新固化。然而，历史不是静止的。两岸关系、国际环境、外部干预形态以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都已发生深刻变化。过去的条件可以作为理解善意、寻找空间的参考，但不能脱离今天的现实，成为要求国家无条件照单全收的“最低报价”。谈判从来不只是翻旧账，更要看现实基础、彼此责任和未来风险。

历史上的政策表述不是脱离时代条件、可以永久冻结的制度报价。早年较宽的安排，产生于与今天明显不同的两岸关系和外部环境。如今，岛内分裂活动、外部势力介入和国家安全风险的表现形式都已变化。把早年的最大善意直接当作今天谈判的最低门槛，既不尊重现实，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五、统一不能被设计成可逆交易

复杂问题需要过渡期，也需要履约机制。产业衔接、社会保障、人员安置、法律转换、公共服务、教育交流等，都可以分阶段推进，并设置公开的协商与评估程序。

但统一不能被设计成“发生争议即可暂停、条件不合即可回退、随时重新谈判”的可逆交易。什么是“重大违约”，谁来解释，争议由谁裁决？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最终权威，任何政策摩擦都可能被包装成回退理由，统一只会停留在纸面。

稳妥的路径应是：先把权利保障、社会衔接、人员安置和治理规则谈细谈实；再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法律程序逐步推进落实。分阶段推进的是社会衔接和制度转换的节奏，不是国家主权归属的进退。和平需要程序，程序不能为分离预留接口。

结 语：可信的制度，不是把中央权力限死

真正可信的承诺，靠的不是把中央权力预先限死，而靠把权利清单写清、把自治边界划明、把程序规则做实，形成稳定、公开、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中央的自我约束应当体现为依法治理，而不是放弃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法定责任。

真正有现实意义的台湾方案，应当同时守住四条线：权利有保障，自治有边界，安全有底线，融合有路径。和平统一可以有过渡期，可以有程序缓冲；国家主权归一不可逆，国家安全底线不可退，统一大势不可回撤。任何制度设计，若预设“中央受限、地方无限、责任悬空、争议可逆”，最终伤害的只能是统一的根基。

统一的价值，最终要落在普通人的生活上。对台湾同胞而言，是就业、经营、教育、医疗、养老、公共安全和跨区域往来有更稳定的预期；对国家而言，是主权完整、安全可控、发展利益得到统一维护。

把“一国”写实，把“两制”写细，把普通人的日子写进去，和平才不是一句口号，统一才不是一纸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