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昆：《四渡》的历史启示与香港五年规划的政策选择

文｜罗 昆

早前一个周末，难得有暇，应朋友之约走进电影院观看《四渡》。平素甚少踏足影院的我，本以为这不过是一场重温历史的例行观影，未曾想影片中那场八十年前赤水河畔的军事行动，竟勾起了我对香港未来规划发展的连串思绪。影片以1935年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题材，还原了约三万红军在约四十万敌军围堵下四次渡过赤水河的机动作战。本文不评价电影的艺术成败，而是从影片呈现的三个关键历史场景出发，分别对应香港五年规划中三项亟待解决的经济民生议题，尝试从历史经验中提取对当下政策制定有参考价值的思路。

一、“土城失利与就业结构单一”：承认问题是调整政策的前提

电影呈现了土城战斗的失利。画面上，红军因敌情判断有误，在土城青杠坡陷入拉锯，敌军后援不断赶到，前线伤亡持续扩大。当晚中央根据战场新情况调整原定部署，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这便是一渡赤水。据学者转述，博古以此讥讽毛泽东为“狭隘的经验论者”。毛泽东未作辩解。其后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回顾长征时坦言：“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承认失误、及时转向，构成了四渡赤水后续行动的起点。影片没有回避这场失利的混乱与代价，这种不粉饰挫折的处理，本身便值得肯定。

历史的教训照进现实，香港当前在就业领域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同样需要这种“承认问题”的诚实，而不是自我安慰式的乐观叙事。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2026年5月在立法会回复质询时引述的数据，适合大学毕业生的全职职位空缺由2022年约8万个锐减至2025年约3.1万个，跌幅超过六成。与此同时，金融服务业在2024年仍占本地生产总值26.2％，提供约26.5万个职位。金融固然是本港最重要的支柱，但2009年提出的六大优势产业，推行至今虽各有寸进，整体上却仍未改写金融主导的经济结构——其中文化及创意产业占GDP比重为4.6％。五年规划若只顾夸耀GDP增速，而不敢正视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技能结构的青年是否真有足够出路，就是对“承认问题”这一历史教训的背弃。

二、苟坝会议与北部都会区产业布局：决策机制需要容纳异见

电影呈现的苟坝会议，1935年3月，中央在苟坝一带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多数人倾向出兵，唯毛泽东力持异议，认为敌情不利、强攻恐陷被动。争论激烈，毛泽东的意见在会上未被采纳，军事领导安排一度出现紧张。影片随后呈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深夜，毛泽东挑起一盏马灯，沿著乡间小路独行去找周恩来，逐一陈述利弊，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进攻，苟坝前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逐步形成。一盏马灯，一条夜路，一个人说服一群人——这一幕的分量不在于谁对谁错，而在于决策机制当时仍留有让少数意见被重新听取的空间。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五年规划中规模最大的发展项目。据特区政府较新官方口径，该区将新增超过3,000公顷发展土地，预计创造约65万个就业职位。产业布局以“南金融、北创科”为主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已于2025年12月22日正式开园，目前超过60家企业和机构签约入驻，涵盖生命健康科技、微电子、新能源及人工智能等领域，两座实验室大楼使用率达八成。这些进展值得肯定，但值得追问的是：入驻企业几乎全数集中于创科领域，约65万个新增职位中，究竟有多少是留给非技术劳动力、内容创作者、文化产业从业者的？目前公开规划未有清晰答案。

问题的症结不只在上游研发，更在技术能否走向更广泛的市场应用。生命健康科技需要数字内容平台做健康传播，微电子需要智能文创硬件做产品化出口，人工智能需要文化IP和创意场景做应用落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2025年8月曾明确表示，香港“不仅要发展AI技术，更要推动AI融入各行各业”。若北都只顾堆砌实验室与研发楼面，却未同步部署内容、品牌、授权、应用场景等下游环节，创科的经济效益便难以扩散至更广泛的就业阶层。韩国的经验可作参照：其内容产业出口额2024年达140.75亿美元，印证文化内容完全可以成为科技以外另一条国际化的输出管道。一般而言，下游内容创作、IP运营和数字营销岗位的就业门槛低于研发端，吸纳就业的规模也较大。苟坝会议留给后人的启示正在于此：即使大方向无误，决策机制仍须留有修正与补充的空间。我认为，五年规划审议期间，北都产业布局理应由单一创科导向，进一步充实为兼顾应用转化与内容产业协同的双轨结构。

三、三渡四渡与产业多元：灵活机动的战略逻辑

电影后半段集中呈现三渡四渡，也是全片节奏最紧凑的部分。红军在古蔺布疑兵、佯攻贵阳、调动滇军孙渡驰援后，主力跳出包围圈。影片在此段运用了悬疑和倒序手法，将多路部队的调动、蒋介石赴贵阳督战、红军主力突然东折等情节交织呈现，节奏迅捷利落。当时中央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中提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六个“有时”，其核心并非后人渲染的用兵如神，而是根据形势变化、不拘泥於单一路径的机动思维——这恰恰是香港产业政策欠缺的思维。

香港经济长期依赖金融服务业，其他产业始终未能形成与之相称的规模。据政府统计处资料，2023年香港文化及创意产业增加价值为1,345亿港元，占本地生产总值4.6％，就业人数226,220人，经济贡献和就业规模已超越旅游业（同年产值约753亿港元、就业约145,300人）。这说明文创绝非边缘部门，而已具备相当体量，理应得到更认真的政策对待。然而，香港至今没有类似韩国《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的专项立法，现有资助工具仍较分散，未形成聚焦IP开发和产业化的战略方向——“创意智优计划”迄今注资约64亿港元，电影发展基金注资约29亿港元，规模与韩国内容产业的国家级投入相去甚远。香港并非全无条件：基本法第140条保障文化政策与文艺创作权益，中英双语环境使本地创作者具备天然的跨文化转化能力，普通法体系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成熟的法律基础，香港国际授权展及亚洲授权业会议等平台亦持续运作，构成面向全球的发行网络。可惜的是，这些制度与平台优势，始终未被更有系统地整合成一套产业政策。五年规划若能把文创更明确地纳入支柱培育方向，设定产值占GDP比重从4.6％提升至6％以上的量化目标，并设立文创产业引导基金，参照韩国模式为初创企业提供种子资金和知识产权登记、估值、交易的“一站式”服务，产业多元才不会流于口号，而能真正与金融、创科并驾齐驱。

历史启示未来：规划是机制，更是蓝图

上述三个历史场景，共同指向同一结论：规划不只是一份蓝图，更应是一套机制——承认问题的机制、修正方向的机制、多元并进的机制。土城失利之所以没有演变成更大的被动，是因为决策层愿意承认误判并迅速转向；苟坝会议之所以成为转折，是因为少数意见最终仍能扭转全局；三渡四渡之所以能跳出重围，是因为红军不拘泥于一条路。香港的五年规划若能真正吸收这三重历史启示：正视就业结构单一的现实、在产业布局中为异见与修正留出空间、为文创等新兴产业补上制度与转化工具——规划才有机会从一份宣传文本，蜕变为真正可执行、可问责的政策框架。我无意否定特区政府在创科和北都发展上的努力与成效，而是希望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进取地提出还可以怎样走。这，才是《四渡》留给今日香港最值得深思的一课。

（作者系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秘书长、香港文创互动发展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