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雁英：美报告因果倒置欲盖弥彰 国安法筑牢香港独特地位

文｜毕雁英

美国国务院在4月16日发布所谓2026年“香港政策法报告”，攻击香港特区的法治状况和高度自治状态，抹黑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美方对香港事务的持续干预，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且其论调是不真实、没有证据且缺乏逻辑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干预图谋。它将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与香港内部制度安排进行简单因果倒置，既无可靠数据支撑，也忽略了香港独特经济地位的根本来源——“一国两制”。

一、香港的独特经济地位是

“一国两制”的产物

从历史视角看，香港独特经济地位的兴起与巩固，始终源于“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地理与经济方位。回归前，香港之所以能从19世纪中期的转口港演变为远东金融枢纽，虽有自然地理禀赋与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但根本驱动力在于其作为中国内地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沟通的唯一“窗口”。这种地缘属性使得香港在冷战及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中介角色。1997年回归后，这种由地缘与历史积淀形成的特殊地位，通过“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实现了从惯性延续到制度化、法律化的质变。《基本法》明确了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保留原有制度、保持单独关税区等制度安排，将香港的特殊性置于国家统一的宪制框架之下，使其具备了长期稳定的法律保障。可以说，香港的特殊地位绝非由任何外部势力“恩赐”，而是根植于祖国母体、由“一国两制”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制度定型、护航。

从现实维度来看，香港的独特经济地位由中央赋予的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与国际社会给予的独特经济地位共同构成，其核心驱动力均源于“一国两制”的制度溢出效应。一方面，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涵盖了普通法系、高度自治、要素自由流动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主导权等，这些宪制性安排构成了香港核心竞争力的坚实底座。另一方面，香港独特的经济地位则是国际社会基于本国利益考量对香港作出的政策倾斜。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逻辑出发，各国制定对港政策均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前提，而“一国两制”恰恰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制度接口：它让外国政府和资本既能享受香港成熟的法治与市场环境，又能以此为安全跳板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红利。正是由于“一国两制”创造了合作共赢的制度空间，才促使主要发达国家在贸易、金融及技术出口等方面单方面给予香港差别化的优待政策。“一国两制”所塑造的巨大制度吸引力，始终是维持香港特殊国际经济地位的关键变量。

因而毫无疑问，香港的特殊国际经济地位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产物。一方面，由“一国两制”框架直接支撑的“高度自治”占据主导地位，不仅稳如磐石，而且在中央的支持下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保障。另一方面，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所经历的挑战恰恰在根本上源于美国谋求其霸权地位所带来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动荡。

二、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与

美调整对港待遇无关

尽管美国表面上声称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实施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并通过发布“香港政策法”年度报告等场合一再确认，但事实上美国针对香港特殊待遇的撤回与终止，本质上是其对华全面遏制战略的一环，而非对国安立法的反制措施。将美调整对港待遇归因于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不仅在逻辑上存在倒果为因的谬误，更罔顾了地缘政治演进的事实，是其欲盖弥彰的刻意误导。

从时间线上美国调整对港特殊待遇早于香港国安法的颁布。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后，美方即启动对华“脱钩”战略，2019年3月美国国务院《2019香港政策法报告》便开始抹黑香港自治“有所削弱”；2019年11月27日，美方签署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为后续撤回特殊待遇铺设法律框架；2020年5月，美国无故宣布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并启动取消特殊待遇地位的程序。此外，2019年8月美国商务部已开始将香港企业纳入实体清单审查，2020年1月《出口管制改革法》框架下对香港的技术出口限制已提前收紧。这些政策调整的时间节点与政策逻辑上均先于或独立于《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其核心目标是防止技术通过香港流入内地以维护美国科技霸权，并借香港问题牵制中国整体发展。

三、国家安全立法不仅没有削弱

反而增强了国际竞争优势

环顾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枢纽城市因国家颁布安全法律而陷入衰落，反而在更加安全有序的框架下巩固了其地位。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始终受到《间谍惩治法》《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等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及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严格审查和约束。同时美国也确立了堪称全球最严格的金融监管与反洗钱安全审查制度，却没有人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影响其经济发展，而纽约始终排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全球第1位；伦敦在2021年通过《国家安全与投资法》后，仍保持全球外汇交易中心的领导力，2025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稳居全球第2；香港也并非例外，在2020年6月颁布国安法后，并未出现经济地位衰落的情况。相反，根据2026年3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整体评分升至765分，全球第3、亚太第1；港交所2025年IPO融资额全球第一，同比增长逾200％。这些数据表明，全球顶尖城市的竞争优势始终与主权国家的安全保障相辅相成，完善的国家安全立法从未成为限制国际枢纽城市发展的负面变量。

四、国家安全法治使香港的独特

经济地位更具韧性

从社会发展视角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良好营商投资环境的前提，国家安全法治为香港提供了繁荣的基础。纵观全球经济史，任何国际金融中心的繁荣都必须以社会秩序的稳定为先决条件。《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荡，恢复了正常秩序，为企业和投资者创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通过建立健全安全法治体系，香港能够更精准地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从容地整合各类资源，让香港的独特经济地位在历史潮流面前展现出更强的韧性，确保其国际经济功能在国家主权安全的荫护下走得更牢、走得更远。

香港目前的国家安全立法仍主要集中于传统安全范畴，在应对现代经济博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及维护经济主权方面仍有待完善。唯有加快推动安全法治升级，构建与国际高标准安全规范相接轨、与自身枢纽地位相匹配的安全法治体系，香港才能在日渐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有效捍卫自身利益，使其独特的国际经济地位更具制度韧性。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