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谈心：走出庐山看中国

文｜冯 哲

苏轼有一句话，说尽了我们看世界的难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看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人看中国，看的是柴米油盐、房贷学费、早高峰的地铁；外国人看中国，看的是港口、卫星、产能与市场份额。同一座山，一个站在山里头，一个站在山外头，看到的是两座山。

我试图想做的，是把这两座山，慢慢地叠到一处来看。

一、两个中国：一种体感，两种表情

在国内生活的人，对“中国强大”这四个字，往往是將信将疑的。国家的成就在新闻里，生活的压力在账单上。城市里年轻人算的是房租与通勤，县城里中年人算的是孩子上学与老人看病。我们知道高铁很快、手机支付很方便、快递第二天就到，也知道内卷很累、竞争很挤、不确定性很多。

而在国外看中国的人，感受常常是震撼。德国《青年世界报》联合总编辑布劳恩斯在世界媒体峰会前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不少德国民众对中国历史、经济发展与国际角色缺乏深入认识，但“很多人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经济如今如此强大，为什么中国电动汽车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力”。

这句话里有两个意思。一是好奇，二是困惑。好奇是真心的，困惑也是真心的——因为他们的解释框架里，装不下眼前这个中国。

驻北京的播客主持人郭怡广有一个比方，说得极妙：西方正处在《黑镜》阶段，中国还处在《星际迷航》阶段。

《黑镜》讲的是技术如何把人性拖入深渊，《星际迷航》讲的是技术如何带人类走向更远的星海。同一项人工智能，一种心态是恐惧与防备，一种心态是好奇与期待。有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接受度在各国中位居前列，一些西方国家的这一比例则接近垫底。这个落差，不完全是技术水平造成的，更多是心理结构造成的。

一个把新技术先当风险看，一个把新技术先当机会看。差别就在这里。

二、一条被误读的路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绕不开2001年12月11日。那一天，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此后二十多年，中国从一个制造业的中低端参与者，成为全球供应链上难以绕开的一环。这件事，在外部常常被解释成“偷跑”“钻规则空子”“不公平竞争”。这样的解释，能解释一部分焦虑，却解释不了整个过程。

真实的成因，大致是三条。

第一条，是市场化改革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入世前后，大量民营企业生长起来，乡镇企业、外贸工厂、沿海加工带连成一片。几亿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体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规模。不是谁施舍的机会，是几亿人自己要过好日子的劲头，被制度松绑放了出来。

第二条，是基础设施与教育的长期投入。电网、港口、高速公路、高铁、通信网络，一样样铺下去。这些投入在短期内看不到回报，却在十几年后变成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与效率优势。同时，普及教育让一支数量庞大、纪律性强、学习能力强的劳动队伍成为可能。这两样东西，一样是筋骨，一样是血脉。

第三条，是国家规划与产业政策的引导。这一点，布劳恩斯看得很准。他说，理解中国需要考察其历史发展进程，既要看到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要关注国家规划、产业政策等因素。这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明明白白写在五年规划里的东西。产业政策不是中国独创，东亚的日本、韩国都走过类似的路。中国只是体量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执行力更强。

把这三条放在一起看，中国的成长就不是“意外”，而是“接力”——一代人接一代人，一个五年接一个五年，把一件事做久了。

三、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对中国人来说，这二十多年的变化是切身的。

物质从短缺到丰裕，出行从拥挤缓慢到四通八达，信息从稀缺到泛滥，医疗与教育的覆盖面大幅扩展，数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些成就，不必讳言，也不必夸饰。它们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每一个家庭里的。

但同一件事也有另一面。房价、教育成本、医疗焦虑、就业压力、老龄化、区域差距、环境欠账，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账。发展跑得太快，社会的心理与制度需要时间跟上。今天的中国人，一边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利，一边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竞争。

对世界来说，中国的成长既是红利，也是冲击。

红利是显性的：更便宜的商品、更稳定的供应链、更低的全球通胀水平、更大的市场容量。过去二十年，全球许多普通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因为有中国制造而得以维持。

冲击也是显性的：传统制造业地带的就业流失，产业链的重新布局，某些行业的价格体系被打乱。这些痛是真实的，不能一句“全球化必然结果”就轻轻带过。西方社会内部的民粹情绪、政治极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些具体的失业与失序里长出来的。

所以，理解中国这件事，不能只讲一面。只讲红利，人家觉得你在推销；只讲冲击，我们自己也不服气。两边都摆出来，才有对话的基础。

四、西方怎样才能理解并接受当下的中国

布劳恩斯给出的办法很朴素：不能仅仅依靠外部观察，还应尽可能直接听取当地民众的声音；加强直接接触和采访，有助于减少片面叙事。

这话说到了要害。今日西方对中国的许多误解，不是因为看得太少，而是因为看的方式太远。隔着屏幕、隔着二手转述、隔着既有的叙事框架去看，看到的往往是一个被预先塑形的中国。布劳恩斯也坦言，德国一些媒体助长将中国塑造成“竞争者”的叙事，他认为记者应该通过直接接触和对话来扭转这一局面。

理解中国，大概需要三层松绑。

第一层，松开制度的预设。很多分析一上手就问“它为什么不变成我们这样”，而不是“它为什么能这样运转”。前一个问题带着标准的答案，后一个问题才打开理解的门。不同的政治制度承担不同的角色与责任，这是布劳恩斯自己的话。承认差异的存在，不等于承认差异的优劣。

第二层，松开时间的急躁。中国这一百多年，是从被瓜分、被侵略、被轻视里走出来的。这种历史记忆，塑造了这个国家对主权、安全、发展权的敏感。外部世界如果只用当下的切片去判断，很难读懂那种深层的谨慎与自尊。理解中国需要考察其历史发展进程——这句话值得反复咀嚼。

第三层，松开叙事的惯性。把中国固定成“竞争对手”这一个角色，剩下的部分就都看不见了。它同时是市场、是邻居、是伙伴、是学生也是老师。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一个身份。

而我们这一边，也需要做功课。

不必急着辩解，也不必急着证明。真正有力量的态度，是把自己的事说清楚，包括说清楚自己的困难。一个能够坦诚谈论自己问题的国家，比一个只会展示成绩的国家更让人信服。

五、海峡两岸三十年：两本账，一条根

说中国，绕不开台湾。说两岸，最合适的姿态，是坐下来一起算账。

1987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是两岸重新走近的起点。三十多年过去，两边各自走过完全不同的路。

大陆这边，是从短缺走到丰裕。九十年代初，一台彩电是家里的宝贝；今天，一个县城超市里的商品种类，可能超过当年一个省的百货公司。基础设施、城市面貌、产业能力，变化之大，用“换了人间”形容并不夸张。

台湾这边，是从“亚洲四小龙”的高光，走进产业转型与停滞感交织的阶段。半导体依然是台湾的骄傲，台积电依然是世界的重镇。但薪资增长长期停滞，年轻人面对高房价与有限的上升通道，世代之间的焦虑是真实的。与此同时，台湾的民间信仰、礼俗、人情、对教育的重视、对文化的珍惜，依然温润而完整。

这两本账，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珍贵。

大陆的难，是体量大、转型快带来的阵痛，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长期课题；台湾的难，是经济体量有限、外部依赖高、内部政治消耗大。两边都不轻松。

但这三十多年，交流带来的红利也是真实的。台商在大陆找到了市场与舞台，大陆游客与学生在台湾留下了无数温情的记忆，两岸的婚姻、亲缘、学业、事业，早已交织到难以分开的程度。文化上更是如此：共同的节庆、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文字、共同的伦理，从妈祖的香火到孔庙的祭典，从家书里的称呼到族谱里的字辈，这些东西不需要论证，它们就在那里。

政治的隔阂是硬的，文化的联结是软的。硬的东西会变，软的东西不会轻易断。两岸关系最终要靠心通，而心通从来不是靠辩论赢来的，是靠一次次的见面、一桩桩的合作、一顿顿饭、一封封信慢慢积起来的。

六、世界的温度：几组关系的实感

讲中国与世界，容易讲成大词。其实每一组关系都是有温度的，有热度也有凉意，有蜜月也有摩擦。

中美之间，是竞争与相互依存并存。贸易、科技、金融上的摩擦是结构性的，短期内不会消失；但两国在气候、公共卫生、金融稳定上的共同利益也是真实的。谁也离不开谁，谁也都提防着谁。这种关系不会舒服，但会持续。

中欧之间，是市场与规则的磨合。欧洲看重规则、标准、公平竞争，中国看重发展空间与合作机会。分歧集中在产业补贴、市场准入、绿色标准上，互补则集中在制造、消费、绿色转型上。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地缘冲突，最大的风险是被第三方叙事牵着走。

中国与东盟，是邻居之间的生意经。产业链上下游咬合得很紧，南海的分歧也实实在在。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再难也要谈。

中俄之间，是战略协作而非结盟。能源、粮食、跨境基础设施是实的内容，双方都清楚彼此的边界在哪里。这是一种很成熟的、带着各自算盘的合作。

中国与中亚，是丝路的老交情加新项目。能源、交通、安全合作是主轴，阿富汗问题、极端主义是共同的隐忧。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期待与戒备同时存在，这很正常。

中国与东亚的日韩，是文化最近、政治最远的一组。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佛教东传的共同记忆，让彼此在生活层面极为熟悉；历史问题、安全同盟、产业竞争，又让政治层面始终隔着一层。

中国与非洲，是基建、产能与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铁路、港口、电站看得见，债务、就业、本地化的问题也争论得很激烈。非洲国家要的是选择权，不是被选择。这一点，值得中国始终放在心上。

中国与拉美，是大宗商品与产能合作的互补。距离最远，误解也最多。拉美对中国的印象常常介于“大买家”与“新殖民者”之间，中国需要更多地把话说清楚，也需要更多的耐心。

南南合作，是中国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中国始终把自己放在发展中国家的位置上，这不是姿态，而是事实与记忆。全球南方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心，而是一个更公平的秩序。这个位置上，中国说话是有分量的，也是要负责任的。

七、走回庐山

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那句话：走出庐山，是为了看清这座山；看清之后，还要走回山里来。

对中国自己来说，读懂世界，是为了少走弯路，少一些误判，少一些不必要的对抗，多一些可以争取的空间。我们要保持谦虚，因为体量再大，也大不过规律；要克制，因为力量越强，越要懂得分寸；要从容，因为真正的自信不需要时时证明。

对外部世界来说，读懂中国，需要放下滤镜，走近一点，听一听街巷里的声音、工厂里的声音、村庄里的声音。中国不是一个概念，是十四亿人的具体生活。

布劳恩斯说他希望“通过亲身经历来认识中国，并全面报道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真实面貌”。他还说了一句更值得记住的话：“我们身处不同的政治制度之下，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责任，但我们都希望理解这个世界的变化。”

这句话，放在中西之间合适，放在两岸之间也合适。

山还是那座山。走进去的人，才看得见山路；走出去的人，才看得见山形。两头都走一走，也许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种诚实。

（作者系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