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主权规范创新视域下“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

文｜陈朋亲

主权规范作为国家主权实践的学理凝练与规则表达，其演进始终与国家治理需求、时代发展特征紧密相连。传统主权规范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核心框架，著重强调主权的绝对性、排他性与不可分割性，构建了以单一治理主体、统一制度形态为特征的理论范式，契合了近代民族国家构建与发展的核心需求。然而，在应对当代国家治理多元化、区域发展差异化等现实问题时，该理论逐渐暴露出适配性不足、实践解释力弱化的问题。“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方案的重大创举，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主权规范的固有认知，在坚守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这一核心前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实现了主权行使方式、治理模式设计的创新突破，为主权规范的现代化演进提供了中国方案，也成为“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核心理论锚点与实践支撑。

主权规范创新下“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

新时代背景下，面临“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的新使命，通过对主权规范的时代性诠释与实践创新，将“一国两制”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系统化理论成果，蕴含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理论逻辑：主权规范创新驱动下的知识生产与体系凝练

“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本质上是主权规范创新驱动下的知识生产过程，其核心逻辑在于以主权规范的创新突破为起点，凝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主权理论与治理理论。传统主权理论主要关注单一制国家的治理模式，但“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的背景下，展现了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可能性。

在理论生成层面，“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以“国家主权统一”为逻辑起点，以“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相统一”为核心支撑，形成了“主权本质不变、行使方式创新”的核心认知，此认知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的核心内核。围绕这一内核，知识生产聚焦于主权统一性与高度自治权的边界界定、中央与港澳权力运行机制、主权行使与区域治理协同逻辑等核心议题，突破了传统主权理论中“主权不可分割即行使方式不可差异化”的固有认知，形成“主权统一为前提、高度自治作保障、治理协同是关键”的理论框架，实现了对传统主权理论的超越与发展。

在体系凝练方面，“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以主权规范创新为脉络，整合国家治理、制度设计、法治建设、区域协同等多领域理论成果，形成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理论体系。从核心层看，是基于主权创新的“一国两制”核心内涵与理论定位；从中间层看，是主权行使、权力配置、治理运行等具体理论支撑；从外层看，是“一国两制”实践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理论贡献。

（二）历史逻辑：主权实践演进与知识体系的动态建构

“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中国国家主权实践的历史演进，是主权规范从“维护统一”到“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其历史逻辑体现为“实践探索—经验总结—理论凝练—体系完善”的动态演进过程，而主权规范创新则是贯穿其中的核心主线。

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历史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抵抗外来侵略和实现国家独立。在这一过程中，被主权认为是一种“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完全自治，独立自主，这也成为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点。例如，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不断进行著反侵略斗争，这些斗争不仅体现了对国家主权的坚守，也为后来“一国两制”主权规范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后，随著港澳回归问题提上日程，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兼顾港澳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成为主权实践的全新课题，“一国两制”构想应运而生，这一构想突破了传统主权实践的固有模式，开启了主权规范创新的实践探索，也标志著“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开端。

港澳回归后，“一国两制”由构想迈向实践，主权规范创新步入全面落地阶段，中央全面管治权依法行使、港澳高度自治权有序落实，积累了一系列成功实践经验。自香港、澳门回归后，两地保持稳定繁荣，在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过程中，主权行使能力持续提升，“一国两制”主权实践的每一步推进，皆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经验支撑。在此过程中，学界与实务界围绕主权统一与高度自治的关系、主权行使的法治化路径、港澳治理中的主权意涵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动了“一国两制”知识生产的持续深化，实现了自主知识体系从初步建构到逐步完善的动态演进。

步入新时代，随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以及港澳治理实践的持续深化，“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面临新的时代要求，既要坚守“一国”底线，又要契合港澳发展的新需求、新变化，推动主权行使更加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这一阶段的主权实践，进一步拓展了“一国两制”的内涵与外延，也推动了自主知识体系的迭代升级，使其在回应时代课题、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完善，彰显了历史逻辑与时代需求的有机统一。

（三）实践逻辑：主权规范落地与知识体系的现实支撑

“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始终以实践为根本导向，主权规范创新的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服务港澳良政善治，而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则是对主权实践经验的学理升华，同时又反哺实践、指导实践，这是一个闭环逻辑。

从“一国两制”实践来看，“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的每一项成果，均源自港澳治理的新问题、新挑战，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始终聚焦于“一国两制”实践的核心问题。例如，针对港澳治理中的中央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边界界定问题，主权规范创新明确了“中央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来源，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权下的自治”这一核心认知，该认知既解决了实践中的权力配置难题，也构成了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针对港澳发展面临的新挑战，主权规范创新推动形成了“国家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实践路径，此路径既保障了港澳的长远发展，也充实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内涵。

从港澳成功经验来看，“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主权规范创新为核心，为港澳治理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著正确方向前行。一方面，自主知识体系明确了主权统一的核心底线，为抵御各类分裂势力、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筑牢了理论根基；另一方面，自主知识体系凝练了主权行使与高度自治的协同逻辑，为优化中央与港澳的治理互动、提升港澳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为解决类似历史遗留问题、探索多元治理模式提供了实践参考，更彰显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实践智慧。

总之，“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践，不仅充分印证了主权规范创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证明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生命力。例如，香港自回归以来，地区生产总值显著增长，从1997年的1.37万亿港元增长到2024年的3.18万亿港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再次确认香港在全球经济自由度领域的领先地位，将其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澳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1.5万美元增至2024年的7.9万美元，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显著成效。港澳回归以来，经济稳步发展、社会治理有序、民生福祉不断提升，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又保障了港澳居民的合法权益，这一实践成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坚实支撑，也推动了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主权规范创新导向下“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困境

主权规范创新与“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新时代国家主权理论发展与港澳治理实践深度融合的重要探索。但是，这一知识体系的建构仍面临传统话语惯性、认知偏差与理论实践适配不足等现实困境，制约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转化与效能发挥。

（一）传统主权理论的认知桎梏与知识体系传播壁垒

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理论所形成的固有认知，对“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的认可度较低，这已成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传播的重要障碍。源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构实践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理论，以“领土完整、主权至上、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内核，强调主权的不可分割性、排他性与绝对性，形成了“单一主权对应单一治理模式”的固化认知框架。部分西方学者基于这一单一视角，对“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产生根本性误读，将特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曲解为“主权分割”或“半独立状态”，完全忽略了“一国”作为根本前提的宪制原则，割裂了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统一关系，进而对“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缺乏客观、全面地认知，甚至刻意否定其原创性贡献。

（二）知识生产碎片化与体系化整合不足

当前，“一国两制”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如“一国两制”宪法知识体系、“澳门学”自主知识体系，甚至有学者呼吁建立“一国两制学”，但在主权规范创新的导向下，自主知识生产仍存在碎片化现象，体系化整合程度不足，这严重影响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与学理影响力，制约了其对实践的指导效能。从研究领域来看，部分研究过度聚焦于港澳治理中的具体事务性问题，如经济民生、社会治理等单一议题，对主权规范创新这一核心主线把握不够精准，缺乏从国家主权理论发展、宪制秩序完善的高度展开系统性梳理与学理升华，未能将具体治理实践与主权规范创新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另有部分研究局限於单一学科或单一维度，或侧重法治维度的条文解读，或聚焦治理维度的实践总结，未能实现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也未能完成主权理论、宪制实践、区域治理等多维度的有机整合，致使“一国两制”自主知识生产呈现分散化、碎片化特征，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合力。

从研究内容来看，针对主权规范创新的核心议题，如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具体行使机制、高度自治权的边界界定与实践规范、主权创新与港澳区域治理的协同逻辑、主权规范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等，虽已有较多探讨，但多为零散化的个案分析或局部阐释，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提炼与框架建构，未能形成相互支撑、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的知识体系。

（三）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表达与话语体系建设滞后

“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表达尚待完善，话语体系建设滞后于主权规范创新与实践发展的需求，显著削弱了知识体系的学理影响力与实践穿透力，成为制约其建构完善的重要瓶颈。在学理表达层面，部分核心概念的界定仍不够明晰、统一，如对主权规范创新的内涵、特征、实现路径等核心内容，学界尚未形成共识性的精准阐释，部分研究的学理表述模糊、逻辑松散，未能构建起具有鲜明辨识度、系统性的学理范式，导致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理支撑力不足，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理论说服力，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规范推进与成果积累。

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目前尚未形成成熟且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国两制”话语体系，在主权规范创新的话语表达上仍留有“西化表述”的痕迹，未能充分立足中国国情、结合港澳实践经验，构建起兼具本土化特色与国际适配性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主权规范创新视域下“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在主权规范创新视域下，“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推进，需锚定宪制根本、立足实践根基、突破话语壁垒，构建学理、实践、话语三位一体的实施路径。

（一）坚守主权核心底线，筑牢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根基

坚守“一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是“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的核心底线，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前提与价值根基，更是区别于传统主权理论与其他国家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在“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主权统一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主线，深刻阐释“一国两制”的本质内涵——即在一个中国原则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国家统一与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有机统一，明确“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与基础，“两制”是“一国”原则下的制度安排。“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偏离这一核心认知，更不能触碰主权统一的红线底线。

在实践推进层面，需以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依法行使为核心抓手，强化对国家主权统一的系统性学理阐释，明确中央全面管治权是国家主权在港澳地区的集中体现与法定行使形式，具有不可动摇的宪制地位，而特区高度自治权并非固有权力，其源于中央授权，必须在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宪制框架内依法行使、规范运行。同时，要深入厘清主权统一与高度自治的辩证统一关系，既充分保障特区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又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去中央化”倾向，严厉驳斥“主权分割”“高度自治绝对化”等错误认知与言论，从学理层面筑牢主权统一的思想根基。此外，需将主权底线思维全面融入自主知识体系的各方面、各环节，无论是理论提炼、学理阐释，还是实践转化、话语传播，都要始终围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展开，确保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方向不偏差、核心立场不动摇，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思想保障。

（二）强化实践经验凝练，推动知识生产体系化升级

“一国两制”的实践探索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鲜活素材与坚实基础，唯有立足实践、提炼实践、反哺实践，才能构建起兼具原创性、系统性与实践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彰显其中国特色与学理价值。一方面，需聚焦港澳治理实践中的核心议题与关键环节，开展系统性、深层次研究，围绕中央全面管治权行使的法治化路径、高度自治权的边界界定与规范运行机制、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主权规范创新与港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协同路径等核心问题，进行精准剖析与深度阐释，提炼具有原创性、本土化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完善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内涵与理论框架。

另一方面，要著力打破学科壁垒与研究局限，加强跨领域、多维度的整合性研究，融合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立足主权规范创新的核心主线，系统建构“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形成涵盖核心内涵、理论支撑、实践路径、价值贡献的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相互支撑的完整知识体系。同时，需强化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的深度衔接，摒弃“重理论、轻实践”的研究倾向，聚焦港澳治理中的新问题、新挑战，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主权协同治理、港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中的主权意涵、外部干预背景下港澳主权安全维护的实践路径等，开展针对性、靶向性研究，增强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指导性与现实适配性，推动知识体系在回应实践需求、解决实际问题中不断完善、持续升级，充分发挥其对“一国两制”实践的理论引领与支撑作用。

（三）突破认知桎梏，构建特色话语体系与传播机制

突破传统威斯特伐利亚主权理论的认知桎梏，构建兼具中国特色、学理深度与国际适配性的“一国两制”话语体系，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知识传播机制，是破解知识传播壁垒、提升自主知识体系学理影响力与国际认同度的关键举措，更是主权规范创新落地见效的重要保障。在话语体系构建层面，必须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一国两制”实践沃土，坚决跳出西方主权话语体系的固有框架，摒弃“西化表述”的路径依赖，精准界定“中央全面管治权”“高度自治权”“主权规范创新”等核心概念的宪制内涵与实践边界，形成逻辑严密、辨识度鲜明、贴合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话语表达。

在知识传播层面，需构建国内国际协同发力、双向联动的传播机制，实现话语传播的精准化、多元化与常态化。国内层面，要加强学界与港澳治理实务界的深度交流互动，推动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纳入高校相关专业教材与课堂教学，强化对青少年的理论普及，不断提升国内社会对“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的认知度、认同度与接受度，凝聚国内理论共识。国际层面，要创新传播方式方法，打破传统传播管道的局限，借助国际学术交流、高端国际会议、海外文化交流平台及新媒体矩阵，结合国际社会的认知特点与话语习惯，用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话语阐释“一国两制”主权规范创新的核心要义与实践价值，精准回应国际社会的认知偏差与误读，主动发声、积极亮剑，逐步提升“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推动中国特色主权理论获得国际社会的客观认知与广泛认同。

（四）立足时代需求，推动自主知识体系迭代升级

新时代的“一国两制”实践已超越传统治理范畴，呈现出主权行使精细化、治理协同深度化、内外环境复杂化的新特征，这既对主权规范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倒逼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紧跟时代步伐、突破传统框架，实现动态完善与迭代升级，这是保持知识体系生命力、提升其学理影响力的核心保障。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试验田，其跨境治理、要素流动、协同发展等实践探索，不断丰富主权规范创新的内涵，为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提炼提供了鲜活的时代素材。

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立足时代需求、聚焦核心任务，主动回应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提出的新课题、新挑战。要以问题为导向，围绕如何通过主权规范创新搭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制度桥梁、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央全面管治权行使的科学化与法治化水平、如何构建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如何实现主权规范创新与港澳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度协同等核心议题，开展前瞻性、系统性研究，提炼具有时代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填补研究空白，推动知识体系在理论创新中不断迭代升级。

面向未来，“一国两制”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化构建，必须始终紧扣主权规范创新这一核心主线，坚守国家主权统一的根本底线，深度融合港澳治理的实践经验与多学科的学理研究成果，持续推动知识生产的体系化、学理表达的精准化、话语体系的特色化升级，不断增强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原创性与实践指导性。既要立足本土化实践，进一步强化知识体系对港澳治理新问题、新挑战的回应能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筑牢坚实理论根基；也要立足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整体布局，发挥其在主权理论创新中的标杆作用，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全面构建贡献重要力量。　

（作者系广州大学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6年4－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