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建国家情报局瞄准“中国情报”

文｜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 蒋 丰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决定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动作被不少日本媒体称为“日本版CIA”正式成形。表面上看，这是日本将内阁情报调查室、警察厅、防卫省、法务省、外务省五大部门分散的情报资源加以整合，建立统一分析、统一研判、统一协调的国家情报中枢。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一次行政机构改革，就远远低估了这个举措背后的战略意图。

按照日本政府公布的信息，新设立的国家情报局是在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基础上扩编升级，初步编制约700人。规模虽然远不及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英国军情六处（MI6），但它承担的任务却十分明确：提升日本获取、分析、交换和运用战略情报的能力，使日本在美日同盟以及所谓“印太安全合作”框架中的情报价值进一步提升。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建立国家情报局，不仅是为了“自己收集情报”，更是为了“让别人愿意与它共享情报”。而所谓“别人”，主要就是美国以及“五眼联盟”等欧美情报体系；所谓“共享”的重点，则越来越集中在中国。

长期以来，日本虽然拥有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但在国际情报合作体系中的地位始终存在局限。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情报交换一直奉行“能力决定资格、贡献决定份额”的原则。谁能够提供高价值情报，谁才能进入更高层次的共享网络；谁只能依赖别人提供情报，谁就难以获得真正核心的信息。

正因为如此，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情报建设，从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到建立网络安全体系，再到完善反间谍制度，如今又成立国家情报局，其目标并不仅仅是提高本国决策能力，更是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为美国及欧美情报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而这个节点最大的“产品”，就是中国情报。

无论是日本近年来不断增加对中国周边海空活动的监视，还是持续加强所谓经济安全调查、供应链调查、科技调查，以及对华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发展的长期关注，都说明日本越来越希望把自己塑造成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前哨站”。

可以这样说，日本希望利用自身的地理位置、长期对华研究积累以及对东亚事务的参与优势，为欧美持续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乃至产业发展的第一手信息，以此换取美国和欧洲更高级别的情报共享资格，进一步提高自身在西方安全体系中的战略价值。

因此，这次成立国家情报局，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日本近年来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22年底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到军费不断增长，再到推动反间谍、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等制度建设，情报能力已经成为日本所谓“积极安全政策”的重要支柱。

当然，也有人将日本即将成立的国家情报局直接比作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这种说法固然容易引起公众共鸣，但从法律定位、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来看，两者并不能简单画等号。今天的国家情报局并非当年负责思想控制和政治镇压的秘密警察机构，用历史标签替代现实分析，反而容易掩盖真正值得警惕的问题。

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它是不是“特高课复活”，而是它将把情报权力扩张到什么程度，又将服务于什么样的国家战略。如果未来国会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不能同步加强，随着情报资源不断集中、部门权限不断扩大，其权力边界就可能不断外延，从国家安全领域逐步渗透到经济、科技、教育乃至社会治理领域，形成更强的行政控制能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在把自身打造成为西方对华情报网络的重要一环。一旦大量涉华情报通过日本进入欧美情报共享体系，日本就不仅仅是情报获取者，更可能成为情报加工者、情报传播者乃至涉华战略研判的重要参与者。这意味着，日本未来在美欧涉华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上升，也意味着其对华政策将更加深地嵌入西方整体战略之中。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如果把自身战略价值越来越建立在制造对立、输出敌意和强化阵营对抗之上，最终只会不断压缩自身独立外交的空间。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真正值得国际社会关注的，不在于它换了一块牌子，而在于它是否会成为西方情报体系搜集、加工、共享“中国情报”的新平台，并进一步推动地区阵营对抗升级。这才是这一机构成立背后最值得深入剖析的战略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