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战略传播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顺利举办

2026年7月10日上午，第五届“战略传播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届研讨会由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文化与传播系承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防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华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高校，以及新华社、中国外文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香港新闻社、中国体育报等业界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会，围绕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会议开幕式由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纪忠慧教授主持。国际关系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康艳梅致辞，她代表国际关系学院向与会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她指出，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已连续五年举办该研讨会，历届研讨会聚焦不同核心议题，在学界和业界获得广泛关注与高度肯定。当前大国竞争延伸至认知、话语领域，AI加剧虚假信息传播，认知主权争夺白热化，国家亟需完善国际传播体系，战略传播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关系学院依托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平台优势，要围绕战略传播服务国家安全的核心命题，开展新形势下涉华舆论战演化规律等前瞻性研究；推动战略传播体系与国家安全体系有机融合；夯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根基，培育复合型传播人才。最后，她预祝本届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各位与会嘉宾畅所欲言，碰撞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思想火花，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以高水平传播能力保障高水平国家安全贡献卓越智慧。

开幕式上，新华社研究院院长刘刚、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教授、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名誉院长程曼丽教授，分别围绕“把握理论逻辑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细化区域国别研究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从美国国家战略传播看构建我国战略传播体系的必要性”等主题发表精彩演讲。

新华社研究院刘刚院长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任务，体现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目的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深刻、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逻辑，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思想宝库。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是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同时又体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人类进步发展的方向。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是文明互鉴的理论逻辑起点。因此，“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绝非宿命。突出宣介文化主体性，秉持文化自信，丰富文明传播的方式、业态、渠道，从而形成多元传播格局，才能有效强化国际传播效能。

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教授指出，细化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解决两个最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帮助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化背景知识，同时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认知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需兼顾传播内容、叙事方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平台等多个因素。细化区域国别研究可加强以上针对性，避免同质化传播，增强国际传播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和分众化表达，主要包括全面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文化背景，奠定传播语境基础；全面了解不同国家和区域关于中国的认知基础，提升国际传播针对性；塑造涉华民意基础，更好实现民心相通；构建从研究到传播再到效能的完整闭环，真正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名誉院长程曼丽教授认为，战略传播是国家传播管理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播治理就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从美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的经验看，它重在强调机制建设和资源整合，强调传播过程的系统性与步调一致性，目的是改变传播主体各行其是、分而治之的状态。这方面的建设同样为中国所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进一步强调外事、外宣和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意义，对外传播管理部门以及主流媒体也积极创新对外传播的工作思路和管理机制。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在构建国家战略传播体系的思想认识、组织规划、制度安排和理论研究等方面尚未达到预期水平，需要持续努力。

在开幕式之后，会议设置了“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三个平行分论坛。与会学者结合自身研究与实践经历，围绕各分论坛主题各抒己见、碰撞思想，提出了诸多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指导性的真知灼见。

平行论坛（一）

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

平行论坛一由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纪忠慧教授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学刊》编辑部成员史泽华进行点评。

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关系学院陶坚教授系统分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用全面经济胁迫的实际行动（包括挥舞关税大棒、搞稳定币立法护持美元地位、施压北约和亚太盟友提高军费至GDP5％等等），坐实了其“利润榨取者”形象标签。当天量美国国债赖账成为政策选项，其苦心搭建的所谓“仁慈霸权”的信任支柱彻底崩塌。马克龙公开指责美国是“残酷的霸权”。特朗普正在系统性地拆解其眼中的国际旧秩序，重构新秩序以服务于崩塌之中的美国霸权。赫拉克利特说过：“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美国“仁慈霸权”的解构路径，为我们提高战略传播的效能提供了切入点。

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刘燕教授指出，美军的战略传播基于美国的反恐背景、对手的非对称作战以及综合路径的考量。作为一个颇具复杂性和争议性的重要军事术语，美军对战略传播的概念界定和理解一直存在争议。这种争议的背后，有政府和军方权力制衡的结果、有战略传播本身的特性、有美国刻意的模糊宣传，也有美军海外战略传播过程中的系列挑战。对于美军战略传播的理解和概念把握，应综合考虑以下核心要点：实质上是美国国家战略、是战略指南在军事领域的延伸、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落实；美军战略传播的目标是国外受众，通过精心分析关键受众、理解并接触国外受众达到影响其认知域的目的；战略传播的实施必须融入军事任务、借助各方力量协同完成；它最终的目的是促成美国对外政策，并有力配合美国国务院的公共外交。

香港新闻社社长吕英杰聚焦国家统一叙事中的“一国两制”战略传播，提出面对外部认知战，涉台传播必须从单向政策说明转向体系化价值认同。港澳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实践是反制污名化的底气，需通过文化载体与日常化叙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感知的传播势能。针对台湾青年认知疏离，应依托新媒体平台实现低门槛、强连接的共情传播。同时，亟需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与自主传播基建，培养复合型人才。唯有刚柔并济，方能重塑涉台安全认知，掌握国家统一叙事主动权。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晓科教授指出，在人工智能传播时代，推荐算法决定信息可见性，深度伪造瓦解眼见为实，社交机器人规模化参与舆论建构，国家安全边界已从物理域、信息域推进到认知域。既有战略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预测性、可控性和线性效果假设之上，在算法涌现性、人机混合性和系统性认知建构面前逐一失效。重构战略传播体系的要点在于：一是认知主权锚定目标，涵盖信息环境质量、认知防御能力与认知自主保障等维度，在开放条件下建立让真实信息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机制；二是认知工程替代信息传递成为核心方法，通过环境建构、框架预设和系统优化对目标群体的认知环境进行系统性设计；三是推演驱动将决策从事后评估前移至前置验证，通过模拟环境、行动者模型和交互规则构建从策略输入到反馈修正的适应性循环。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新闻学院）新闻系主任范颖教授强调认知域竞争正成为国家间战略博弈的重要形态，国际传播也正在从信息传播、形象塑造逐步走向认知塑造与意义建构。在社交媒体、算法推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刻改变全球信息生态的背景下，战略传播竞争的核心已不仅是谁拥有更多信息，而是谁能够塑造受众对信息的理解和判断。“十五五”时期，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仅需要提升信息传播效能，更需要关注认知影响能力、意义建构能力和战略叙事能力建设。围绕认知域竞争背景下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设这一议题，重点探讨国际传播向认知塑造演进的内在逻辑，分析战略传播与国家安全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结合俄乌冲突、TikTok国际争议、“一带一路”叙事竞争等典型案例，阐释当前国际认知竞争的新特点与新规律，并就国家战略叙事构建、认知安全能力建设以及复合型人才培养等问题展开思考，为“十五五”时期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设和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参考。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林斯娴副教授指出，中美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后，双方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完全相同的英文措辞，却赋予不同含义：中方强调合作共赢、相互尊重，美方则侧重“公平与对等”前提下的竞争管控。这种“话语趋同、内涵差异”，可视为美方的一种“叙事让步”，即表面接受中方框架，实则保留单边解释空间。中国作为该框架原创者，需要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叙事引导”。她基于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对华叙事的系统解构，提出“解构—反制—建构—引导”的四阶路径，最终以叙事引导中美关系迈向“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四个稳定”，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对美话语实践提供参考。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张勤副教授聚焦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传播机制创新。她基于跨学科视角，整合传播学与政治学理论，揭示该体系通过三个维度实现战略维护与形象塑造：一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价值锚定，构建风险可控的话语体系；二是借助可视化等技术降低公众认知门槛，重塑国家形象；三是通过“中央厨房”式平台协同，提升战略信息覆盖广度。其实践要求体现为四大路径：价值统领、技术融合、平台协同与风险防控。该体系最终将推动多模态交互与智能分发演进，为维护国家能源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及全球治理话语权提供制度支撑。

平行论坛（二）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平行论坛二由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主任（临时负责人）钟厚涛教授主持，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研究员、《对外传播》执行主编孙墨笛进行点评。

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院长黄日涵教授探讨了在全球传播格局变革、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国际传播完成了从“普遍主义”到“区域深耕”的范式升级。他立足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的跨学科视角，探究了国际传播在地化适配与话语重构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厘清行业长期认知偏差。研究表明，国际传播并非单一部门的专项工作，而是事关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亟需破除形式主义传播、浅层文化展演、官方热民间冷等实践困境。区域国别研究可为国际传播提供专业知识、研究方法与人才储备，而国际传播为区域国别研究赋予实践价值与应用场景，二者形成知行互补的辩证关系。在地化传播需要深耕目标区域的文化与社会语境，摒弃空洞说教，依托真实案例传递真情实感，兼顾与美西方国家的理性对话和全球南方的经验共享与情感凝聚。同时，话语重构需尊重区域差异，打造融通中外的全新传播表述。黄教授的研究从“精准、智能、分众、协同”四大传播维度搭建实践体系，聚焦“拉住欧洲、稳住周边、团结全球南方”的传播战略，为搭建高效的中国国际传播体系提供学理支撑。

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张莉教授指出，随着媒体融合实践的深化，主流媒体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她认为在全球传播格局日趋复杂和国际舆论结构趋向分散的背景下，主流媒体面临对外叙事能力失衡，理论发展与技术迭代脱节等问题。她结合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方面先发布局优势，人才储备优势和国内外协同优势，指出应从内容理念的更新、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驻外机构体系的融合等方面开展系统性、组织性、前瞻性的变革与优化工作，以期为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战略传播体系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敏教授指出，在全球生态从“乌卡时代”向“巴尼时代”的场域迁移下，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难以预测，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还需要处理内部的焦虑和不安。构建国际传播韧性是适应“巴尼时代”内外部风险交织的理论和现实通路。她通过对“韧性”核心要素的考察及其与国际传播系统的结构性耦合，认为“韧性”是理解国际传播系统生态的关键视角。在“韧性”理论的基础上，建构出国际传播韧性系统框架，并从“适应力”“恢复力”“可持续力”的三重进路，提出应实现国际传播与个体认知图式的匹配，以“持续型信任”扩展“共同体理念”，推动国际传播“痛点—痒点—兴奋点”的循环演化。

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吕宇翔教授认为，对于中国和埃及这样的文明古国，在现代语境下，其文化和文明的国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话语体系的广泛影响，形成高度符号化、神秘主义猎奇、“不确定他者”的刻板印象；而且他们的文明成就被高度古代化，现当代则严重缺席。这一现象的成因，在于西方对“文明”阐释权的学术建构与影视媒介的强力渲染。要打破这种禁锢，必须解决文明由谁来阐释和如何阐释的问题：文明的阐释权首先属于创造这一文明的人民；反对“他者化”阐释；反对将文明差异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和文化多样性；倡导平等的文明对话，寻求文明的共通性。

中国体育报群众体育部主任、高级记者曹彧以2022北京冬奥会、2024巴黎夏奥会与2026米兰冬奥会为观察窗口，系统梳理并高度肯定了中国体育国际传播取得的历史性突破。依托大型赛事的主场叙事优势与“第三方叙事”的自发传播，中国体育不仅成功实现了国际舆论场的“破圈”亮相，更在冰雪运动普及与竞技文化输出上展现出与世界顶级目的地比肩的硬实力。基于对法国阿尔卑斯山地滑雪与瑞士圣莫里茨滑雪历史层累优势的对比分析，她客观剖析了跨文化认同构建中的现实挑战，提出在巩固传统“景观呈现”优势的同时，应引入“具身介入”这一更具穿透力的范式拓展。

曹彧主任结合长白山数字孪生滑雪（从视觉观看转为知觉预演）与贵州“村超”全真互联（从单向输出转为关系共生）两大前沿实践，论证了通过扩展现实、人工智能与数字孪生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有效降低文化折扣的可行性，旨在为中国体育国际传播从“走出去”向“走进去”的深耕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方案。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韩娜教授指出，数字时代的权力格局重构，正以人工智能（AI）为核心驱动力展开，而叙事权的争夺已成为大国科技博弈与国际政治竞争的核心场域。当生成式AI、大模型技术突破认知边界，AI不仅是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工具，更成为塑造认知、定义现实、分配权力的核心载体——它重新定义了“何为真实、何为正常”的话语标准，重塑了国际社会对技术价值、安全边界与发展方向的认知框架，使得AI叙事权成为数字时代科技霸权、话语霸权与规则霸权的集中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与话语传统优势，垄断了AI的定义权、解释权与规则制定权，将自身技术标准、价值理念与安全认知强加于国际社会，通过叙事建构塑造“西方中心主义”的AI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在AI叙事领域长期处于被动失语状态，难以实现自身发展诉求的有效表达。这种叙事权的失衡，不仅加剧了全球AI发展的不平等，更重塑了国际权力结构，使得数字时代的霸权竞争呈现出“叙事先行、权力跟进”的新特征，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研究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沁教授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沉浸传播技术正在从根本上瓦解国际传播的“真实根基”。核心判断有三：第一，国际传播正经历从“信息争夺”到“体验建构”的范式转换——传播不再是信息的传递，而成为可进入、可交互、可共情的沉浸体验，深度伪造制造“以假乱真”的视频，AI验证工具连自身生成的内容都无法识别，公众对“真实”的信任已被系统性动摇。第二，AI集群与社交机器人正在制造“虚假共识”，使舆论主导权的竞争从“说服多数人”演变为“制造多数人”。第三，脑机接口正在将“沉浸体验”推向“感知直接写入”，使国际传播面临从“信息战”到“体验战”再到“意识战”的三级跃迁。治理升维需从“内容管控”转向“信任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可验证的体验体系、透明化的标识制度，以及公众批判性判断力的培养。“认知韧性”这一概念主张，真正的竞争力不在于制造更逼真的场景，而在于守护社会对真实性的判断能力。

平行论坛（三）　

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平行论坛三由国际关系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刘中伟主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楼春豪进行点评。

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副主任李红茹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战略部署，标志着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进入系统性构建的新阶段。我们应该系统检视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的新形势、已取得的实践成效以及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路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的构建需要实现从分散应对到系统协同、从规模扩张到效能提升、从被动解释到主动塑造的战略性转变，在战略认知、内容供给、路径创新和主体建设四个维度上系统发力，最终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战略传播能力。

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博睿以历史为线索，从中国参与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历程的“三次浪潮”与“三个错位”入手，运用符号学和媒介研究的相关知识与研究路径，梳理总结中国对“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认识的演进特征和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领域研究成果，从国际秩序的角度对中国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员参与建构“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实践历程进行归因。最终对当前中国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参与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提出建议。

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伏学燕、王辉、崔泽宁、禹明坤、马全有分别围绕“日本媒体关于首次‘中亚＋日本’峰会报道的话语建构策略研究”“从文化折扣到文化融通——数字技术赋能中国高语境文化国际传播的发展路径”“协同学视域下战略传播体系构建——原理、机制与方法”“低轨卫星新兴产业下全球信息秩序重构与战略传播安全防护研究”“战略传播视域下民进党当局‘大外宣’研究”等议题展开分享交流，体现了青年研究群体对战略传播与国家安全领域前沿问题的敏锐关注，展现了青年学者的创新思考与责任担当。

本届研讨会围绕战略传播与国家安全领域的前沿议题展开跨学科、多维度的深度交流，既回应了人工智能赋能传播变革、大国认知博弈加剧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新命题，也为构建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完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了新的学理思考与实践方案，进一步凝聚了学界与业界对战略传播赋能国家安全的共识。

国际关系学院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将坚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紧扣战略传播与国家安全领域的时代命题，汇聚跨学科学术力量，深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不断推出高质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推动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建设、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贡献更多智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