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份怀念是存放在心中的光——缅怀中评社社长郭伟峰先生

文｜纪硕鸣

伟峰离世的消息，是偶然从朋友处听来的。此前竟没有一点征兆，也没有听到任何风声，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突然，内心涌上难以言说的悲痛与遗憾。其后我特地询问中评社常务副总编辑陈耀桂，才知道伟峰其实多年前就患病，这一次发作已经回天无力。更让人心酸的是，伟峰在临终前已向身边人交代：中评社服务两岸，责任重大，身份敏感，后事务必低调，一切从简。正因如此，纵有万般不舍，纵有千言万语想对他倾诉、想告慰于他，我也只能遵循他的遗愿，把怀念先放在心中。

如今，在伟峰逝世一周年之际，中评社有意纪念郭伟峰社长，这正是我们这些老友共同的心愿。时间过去逾一年，悲痛未减，反而在沉淀中更感其人可敬、其情可念、其志可追。

我一直不知道，郭伟峰其实早已走入生命的倒计时。现在回想起来，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联络，谈的竟然还是工作。因为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辞世。嘉乐顿珠与台湾有交集，他生前曾致力推进汉藏团结，也曾获邓小平邀请赴北京，我因此访问过他。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2025年2月15日发给伟峰，询问中评网能否刊登。

7分钟后，伟峰便作出判断并回覆我：“硕鸣兄好，拜读了。因中评网主要在内地传播，受敏感词制约，这篇文章可能会导致全网被屏蔽。非常遗憾。”短短几句话，一如既往地体现出他作为老新闻人的敏锐、准确与分寸感。他永远是这样，对稿件、对传播效果、对现实环境的判断极快，既尊重作者，也守住平台。他那种职业直觉和新闻判断力，往往令人佩服。而此时此刻病魔应该已经向他伸出魔爪。

我已记不清与伟峰第一次见面的时间。这并非因为那次见面不重要，而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在《亚洲周刊》经常报道两岸关系，也做大量专访，与中评社来往甚多：有时接受中评社采访，有时到中评社开座谈会，有时自己的文章发表后，还会收到伟峰亲自点评。

2013年1月28日，伟峰在中评网刊出：“星云大师的新诗　仁者心动也”。之前我写了一篇《百年佛缘星云牵手两岸》的文章，文中记载：星云大师与赵朴初交情深厚，并对赵朴初十分敬重。伟峰以我的文章开头，缅怀、纪念赵朴初老先生。

身为社长，他始终没有丢掉记者本色。他不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人，而是一直保有一线新闻人的感受力、好奇心与判断力。这一点，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都有同感。

公开资料显示，郭伟峰十八岁便立志当记者，后入读武汉大学，青年时期即对两岸历史与中国命运怀有浓厚关怀；二十五岁进入中国新闻社后，正式投身港澳台新闻工作。尤其值得历史记上一笔的是，1991年，他以大陆记者身份赴台采访“闽狮渔”事件，成为两岸相隔42年后首批踏上台湾采访的大陆记者之一，这不仅是个人的新闻突破，也是两岸新闻交流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其后，1997年，受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委托，他赴香港创办《中国评论》月刊，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推动建立中国评论通讯社、中评网、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中评智库基金会等平台，最终形成兼具媒体、评论、学术与智库功能的两岸话语平台。

多年来，郭伟峰一直站在两岸新闻与论述工作的前线，既奔走两岸，也连接政界、学界、媒体界与智库界，为两岸交流搭桥、为和平发展铺路。他秉持善意处理两岸关系，主张在坚持原则基础上求同存异，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彼此了解与心灵契合。这正是他最可贵之处，也是中评社多年来能形成独特影响力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位我极为崇敬的新闻人。

崇敬伟峰，不仅因为他资历深、见识广、著作多，更因为他身上有一种在今天已属难得的品质：强烈的正义感、鲜明的正直感，对两岸和平统一有一种近乎执念般的追求，同时又待人以诚，内心充满爱意。他不是冷峻的政治评论者，也不是只会喊口号的宣传人物；他是一个有温度、有立场、有情怀、有专业的新闻人。

最近几年，我与伟峰直接接触更多。2019年开始，他带队香港两岸智库联谊会首访上海。白天大家密集访问，晚间难得放松，我们还一起到上海“大可堂”喝茶聊天。那种场合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真性情。伟峰谈两岸大势，分析入木三分；谈朋友、谈往事，又温厚亲切、妙语连珠。他不是那种刻意端著身份的人，反而常常显得平和自然，让人如沐春风。

2022年，时任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因提出应为“统一台湾立法”而遭到攻击。我撰写一文《吁统一台湾立法高声浪下，理性看待“和平统一”》支持章念驰先生，文章发出，并请伟峰指教。他看完后几乎秒回：“知章者，天下唯硕鸣兄也！知善者，世间又有几许众生？”短短一句，不只是对文章的回应，更是他对人、对事、对是非的价值判断。伟峰看重的，不仅是观点是否尖锐，更是是否持平、是否公道、是否真正有利于两岸和平大局。

2023年，他再带队香港两岸智库联谊会访问北京。在北京，从中央到地方的涉台部门、研究人员，他都非常熟悉。干部尊重他，专家看重他，并不仅因为他是中评社社长，更因为他对两岸关系的把握有深度，对复杂问题的处理有方法。他的观点往往新颖，评论常常犀利，但尤为难得的是逻辑极为缜密，不是情绪化表达，而是建立在长期观察、深厚积累与现场经验之上的理性结论。

伟峰著作等身，评论文章持续不断。除了新闻评论与两岸论述，他还有一份不为外界充分知晓的性情与才华：他会自己写歌词、作歌曲。在我们集体活动结束返程的车上，他曾播放自己的作品。那一刻你会忽然发现，这位平日里以严谨、敏锐、犀利示人的新闻人，内心竟又如此柔软、丰富而有趣。他其实是一位有情有义、有爱有趣的学者型媒体人。

伟峰邀请我们去中评社北京办事处作客。他笑说，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大家，就一人一杯当时时兴的“茅台咖啡”。就是在这样轻松的气氛里，我看著办事处墙上挂满两岸著名人士的题词，“红蓝绿”全覆盖。这一刻心中颇有感慨。那些题词，不只是墨迹与装饰，而是多年来中评社奔走两岸、沟通两岸、记录两岸、推动两岸的历史印记。从杂志到通讯社，从网站到出版社，从采访报道到论坛智库，中评社之所以能在两岸形成独特位置，与其说是机构的成功，不如说首先是郭伟峰个人理想、能力与人格魅力所凝聚起来的成果。

2024年，郭伟峰又带领我们启程，这一程是福建。一路上，在不同场合我谈自己的观感比较多。私下里，伟峰特别跟我说，希望我另写一篇报道，准备刊登在中评网上，还特别提到会支付稿费。我当时摆摆手说，中评社并不宽裕，我不要稿费。

回香港后，我撰写了《闽台融合：“入心”工程拉开序幕》一文，三千多字，伟峰一字未改全文刊登。过了几天，我们在李风的办公室聊天，他把我叫到一旁说，“文章很好，没多久已有几十万点击，为表谢意，请一定笑纳”，说完便硬塞了一个信封给我。回家打开一看，这应该是我多年写稿拿到单价最高的一次稿费了。

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它让我看到，郭伟峰不仅尊重新闻，也尊重写作者；不仅珍惜内容，也珍惜人。这种厚道，今天尤其珍贵。

2024年12月31日，岁末年终，我给伟峰发了一则短信，祝他和中评社新年好。我写道：“伟峰新年好，很多朋友佩服中评，佩服您，做得好不容易。”现在想来，我真是后悔，为什么那时没有再多说一句：“祝伟峰身体健康”。伟峰很快回覆我：“承蒙厚爱，感谢大家！硕鸣兄更是仗笔走天下，佩服！”这竟成了我与他最后的文字往来。如今重看，字字平常，却字字椎心。

那一年，我也正因为追求公平正义而遭遇不公。当香港大学校长张翔遭校委会一些人围攻、甚至想把他赶下台时，我多次撰文为张翔鸣不平，为香港讲公道，为知识界守正义。谁知其中水很深，有人利用公权力下了全网封杀令，我所有公众号被封。后来中央及时明察，阻止了那场围攻，总算还了张翔一个公道。

我将此事内情告诉伟峰，他开导我，记者本来就只为寻求真相、还人公道，至于自己，只能“我命由天了”。这句话，我至今记得。那不是消极，而是一种历经风浪后仍坚持本心的坦然。那句“仗笔走天下”的称赞，对当时的我来说，不仅是慰藉，更是一种灵魂上的支持。

事实上，这么多年来，郭伟峰作为两岸新闻交流的先行者，作为赴台采访的开拓者之一，始终站在对台新闻第一线。他不谋官，不谋名，不谋利，把自己的生命与事业都放进中评社，放进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大局之中。他为中评社这些年的成就感到骄傲，也为能带出一批年轻、热爱新闻、愿意投身两岸报道与研究的从业者而感到欣慰。　

伟峰离开后，我常想起他，想起他的敏锐、厚道、执著，想起他谈两岸时眼中不灭的光，也想起他待人处事那份真诚的暖意。他身上集合了新闻人的胆识、思想者的深度、组织者的能力与朋友般的温情。若要我用一句话概括他，我愿说：他是一位真正把新闻理想、民族情怀与两岸使命融为一体的人。

纪念伟峰，不只是追思一位故人，也是致敬一种精神。那是一种对真相的执著，对公道的坚守，对两岸和平的信念，对同胞之情的珍惜，对民族未来的责任。这种精神，正是郭伟峰留给中评社、留给两岸新闻界、也留给我们这些朋友最珍贵的遗产。

伟峰兄，您在2013年的文中说：“呜呼，赵朴老，今日又在天上何处？”今天，我又以同样的情感：“呜呼，伟峰兄，今日又在天上何处？”若你有知，当知故人并未忘你。你生前嘱咐后事低调，我们遵从了；你把怀念留在众人心中，今天它终于化成文字。愿你安息。你深爱的新闻事业，你念兹在兹的两岸和平大业，你倾尽心血创办与守护的中评社，后来者自当珍惜，自当接续。你走了，但你留下的路、留下的桥、留下的光，还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