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历史观”形成背景大揭底

文｜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 蒋 丰

谈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历史观”，其公认的看法是她对如何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的行为，持有“历史修正主义”性质的观点。所谓“历史修正主义”，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再研究，而是试图淡化、弱化甚至重新包装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性质，将加害历史重新解释为“自卫”、“解放亚洲”或“被迫应战”。这种思潮，在日本战后保守政治势力中长期存在。

高市早苗曾在2024年4月和8月以内阁大臣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25年8月，也就是日本战败80周年之际，她也去参拜过靖国神社。问题在于，靖国神社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宗教设施，它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因此，日本政客每一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都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问题，而是向外界释放一种政治信号：对战后历史清算的不甘心，以及对旧日本帝国历史的一种情感认同。

高市早苗还持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犯罪被夸大”的观点。对于曾就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日本“战争犯罪”作出道歉的“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她都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长期以来被视为日本战后对亚洲邻国进行历史反省的重要政治象征，而高市早苗对其持否定立场，也意味着她并不认同日本应继续承担历史责任。

2002年8月18日，高市早苗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被问及“是否认为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出于自存自卫的战争”时，她回答说：“我认为那是为了安全保障而进行的战争。”

这个回答，实际上暴露了日本右翼势力惯用的一种历史逻辑：把侵略战争包装为“国家安全”战争。问题在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本质上是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的军事挑衅，其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也是国际联盟明确认定的侵略行为。如果连这样的历史事实都被解释为“安全保障”，那么所谓“侵略”二字，便几乎被彻底抹去。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安全保障优先”的思维方式，今天在日本政治中仍有强烈现实投射。高市早苗在台湾等问题上针对中国的强硬发言，其逻辑基础，与她对历史战争的理解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即把国家军事行动合理化、安全化，并以“国家生存”为最高理由。

2004年，高市早苗曾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撰写有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专栏文章。她为时任文部科学大臣中山成彬辩护。中山成彬曾表示，日本的教科书“过于自虐”，并认为应减少使用“慰安妇”、“强制劳动”等表述。

所谓“自虐史观”，其实是日本右翼阵营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不断提出的政治概念。他们认为，日本战后教育过于强调侵略责任，削弱了年轻人的“国家自豪感”。因此，他们试图通过修改教科书、弱化战争罪行、强化“爱国教育”等方式，重建所谓“正常国家意识”。

高市早苗指出，不能够认可日本教科书将大日本帝国军在海外的军事推进称为“侵略”，但对苏联进攻满洲等对外军事行动，却使用“南下”这样的表述。

从表面看，这是“措辞公平”问题；但实质上，这是在争夺历史定义权。因为一旦不承认“侵略”，日本在亚洲发动战争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而这，也正是日本右翼长期努力的方向——把侵略战争改写为“国际冲突”甚至“亚洲解放战争”。

高市早苗还对部分教科书刊载南京大屠杀（日本称“南京事件”）中中国政府公布的遇难人数估算提出异议。

实际上，围绕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日本右翼长期采取“数字争论”方式来模糊事件本身的残酷性。他们并不直接完全否认事件存在，而是不断围绕“人数”、“规模”、“证据”做文章，以此削弱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认知。这种做法，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

问题在于，1961年出生、也就是出生在所谓已经成为“和平国家”日本的高市早苗，为什么会有如此荒谬的历史观呢？

最近，日本报告文学家大下英治在《高市早苗的人生及名言》特刊（宝岛社出版，2026年3月）中做了披露。

大下英治在文中指出：高市早苗历史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她父亲的影响。

这一点，其实非常值得深思。战后日本虽然建立了和平宪法，也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但社会层面的“战争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在一些普通家庭中，对旧日本帝国的怀旧情绪、对“强大日本”的向往、对战败的失落感，仍然通过家庭教育、影视文化、歌曲乃至饭桌谈话，一代代传递下来。

高市早苗曾经告诉记者：“自己上小学的时候，经常被父亲带着去看电影。那个时候的电影，几乎全部是以战争题材为主题的。自己家里书架上摆放的大多是以山本五十六、东乡平八郎为主人公的书籍。我受父亲的影响，把这些书籍都阅读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右翼文化语境中，山本五十六、东乡平八郎常常被塑造成“民族英雄”，而很少强调他们作为侵略战争军事领导人的身份。尤其东乡平八郎，更被视为“日本崛起”的象征人物。这种英雄化叙事，会让年轻人更容易从“国家荣耀”角度理解战争，而不是从侵略与受害的角度理解战争。

高市早苗还介绍说，自己的父亲小的时候，正值昭和初年，是一个地道的“军国少年”。后来，父亲也非常喜欢军歌。那时，父亲的工资不高，但还是买了一台唱机，专门用来在休假日听军歌。

这里其实揭示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战后日本虽然在制度上“去军国主义”，但在民间文化层面，却并没有完成彻底清算。军歌、战争电影、军人传记等文化产品，长期在部分保守家庭中延续，形成一种“情感上的旧帝国记忆”。

这种记忆，并不一定直接表现为“支持战争”，但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国家观、历史观与敌友观。高市早苗后来在政治上表现出的强硬民族主义倾向，与这种家庭氛围显然存在深刻关联。

高市早苗回忆少年时看到战争电影中有关战舰被击沉、官兵被打败的镜头，都会哇哇大哭的。所不同的是，看电影时会哭，看完电影以后，她就会让父亲带着到近铁百货店的餐馆美美地吃一顿。

这一细节，其实也颇具象征意味。她为战争中的“日本军人”落泪，却很少提及亚洲受害国民众的苦难。这种情感结构，本身就说明其历史认知重心，是“日本受难史”，而不是“亚洲受害史”。

而日本右翼政治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恰也在这里：他们更强调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爆、日本平民苦难，却回避日本作为侵略者给亚洲带来的灾难。

高市早苗还说自己上小学之前，就已经知道《教育敕语》了，“因为我的父母都会背诵的”。

《教育敕语》本是明治时代日本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文本，其核心内容是“忠君爱国”、“为国家献身”。二战后，它曾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之一而遭废止。

但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试图重新“复活”《教育敕语》，理由是其“强调家庭伦理与传统价值”。而高市早苗对《教育敕语》的熟悉与认同，也说明她的思想深处，对战前日本国家体系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认同。

正因为如此，高市早苗的“历史观”，并不是突然形成的，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偏好，而是日本战后右翼家庭文化、保守政治思潮、历史修正主义教育以及冷战后民族主义回潮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这种历史观与今天日本“扩军”、“修宪”、“强化安保”趋势结合时，它就不再只是历史问题，而会逐渐演变为现实政治问题。因为一个不能正确面对历史的国家，很难真正赢得亚洲邻国的信任；而一个不断为侵略历史“翻案”的政治人物，其所谓“国家安全”理念，也往往容易滑向危险的民族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