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博弈格局重塑 中美关系走向质变？

文｜刘兆佳

自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重返亚洲”或“亚洲再平衡”战略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在此之前，美国的对华战略基本上同时注重“接触”（engagement）和“遏制”（containment），有时更重视“接触”。在奥巴马之后，美国的对华战略改为以“遏制”为主，“接触”为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遏制”的比重更不断增加。2016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遏制中国的幅度、力度和深度大幅上升。美国在贸易、科技、投资、外交、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对中国不断发起进攻。拜登总统上台后，全方位遏制中国的战略更变本加厉。美国更竭力拉拢其西方盟友联手对付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实施“小院高墙”（small yard，high fence）政策，对中国发动意识形态斗争（民主与威权的生死之战）以及威胁要用武力阻止台湾回归中国。美国更意图利用俄乌战争来削弱俄罗斯的国力，减少俄罗斯在中美博弈中所能给予中国的战略支援。

极限遏制失败的现实调整

2024年特朗普再次成为美国总统后，美国连同小部分盟友向中国更发起前所未有凌厉的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投资战、制裁战，务求一举而击垮中国。在外交上，美国力图把拉丁美洲完全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并逐步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特别是中美洲国家施加经济、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它们削减或断绝与中国的经贸、基建和金融联系。美国又试图利用美以伊战争打垮伊朗，破坏伊朗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强化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削弱中国在中东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乃至威胁中国的能源安全。在印太地区，美国极力拉拢印度制衡中国，鼓动菲律宾南海挑衅中国，要求日本和韩国扩张军事力量，甚至不惜默许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从而利用它们掣肘中国。特朗普虽然没有承诺要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但却威逼利诱台湾向美国购买大量较为先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从特朗普的所作所为看，纵使美国在欧洲进行某种程度的“战略收缩”，具体反映在美国力图从俄乌冲突和中东乱局中脱身、削减对北约的承担和在“美国优先”的大纛下对其盟友的诸多需索和损害它们的利益，但在对华战略上，其上任后却显然是进攻型和敌意满满的。

然而，美国当局对华的极限遏制战略不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充分揭示了美国国力下降和美国全球霸权走向衰落的历史趋势。过去几年，中国对美国的各种攻击、制裁、管制、封锁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反击和反制的决心、勇气和能力。中国对稀土、关键矿物的出口管制以及对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先进芯片、能源等货物乃至美国国库债券减少购买，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与此同时，中国在那些被美国“卡脖子”的领域比如先进芯片、制造先进芯片的机械、大飞机发动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对美国在高科技上的依赖。中国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内需的持续增加和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的不断强化，让中国在贸易上对美国的依赖显著下降。

“美国优先”和损人自肥的政策以及视国际法如无物的外交行为和穷兵黩武，使得美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并让其过去引以为傲的联盟体系和软实力严重受损。美国在美以伊战争中不但无法令伊朗屈服，反而打破了美国“战无不胜”的神话，亦让美国陷入进退两难、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沼。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有效封锁乃至其可能对曼德海峡的封锁和对波斯湾海底光纤电缆的毁坏，让伊朗取得了对美国的巨大的、美国难以破解的反制能力。近年来，中国在反制美国的“长臂管辖”下已经建构了一套颇为有效的法律工具，并开始利用法律手段“阻断”美国对中国企业的“长臂”法律制裁。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快速发展，让美国相信它已经完全丧失了用军事手段压倒中国的能力。

在美霸权霸凌行为下，国际秩序已经受到了相当的破坏。今天，中国成为了国际秩序的践行者和捍卫者，并为国际秩序注入了不少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在美国处于与盟友和其他国家疏离的逆境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冉冉上升。最近，大批西方和全球南方的领导人鱼贯到访中国，并高度赞扬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彰显了“（中国）得道多助、（美国）失道寡助”的事态发展。特朗普的各种非法和粗暴的对外霸凌行径在美国国内也产生了反噬后果，尤其对美国经济、物价、人权、法治和民生带来冲击，导致特朗普民望大幅滑落。今年年底美国国会选举后，共和党大概率会失掉众议院的控制权，其在参议院的控制权也有可能失去。国会选举过后，特朗普有可能变成“跛脚鸭”总统。

其实，特朗普去年在发动对华贸易战失败后不久已经觉察到美国已经再没有能力遏制中国的崛起，充其量只能运用各种制裁手段为中国制造麻烦和拖慢中国崛起的速度，然而美国却因此要付出沉重代价。特朗普本人正在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因此，特朗普不得不调整其极限遏制中国的战略，并寻求中国的合作与支持。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分子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美国明显减少在人权、自由、法治和民主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去年10月底，中美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并在关税、贸易、出口管制等事项上达成一些有时限性的协议，意味着两国关税战和贸易战的（暂时）休战。在元首会晤之前，特朗普甚至不经意间引用过去有人提出过的“G2”（两国集团）概念，暗示美国视中国为平起平坐、“共治世界”的伙伴。美国其后也放宽了一些次先进的芯片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无疑，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反映了美国对华战略出现质变的苗头。当然，我们不知道特朗普是否真的彻底相信美国不能够打败中国，因而要把中国视为合作对象，并适当调整其对华极限遏制战略，但釜山会晤本身已经显示出特朗普不再坚持以压倒中国为战略目标，反而倾向把中国视为需要加强合作、减少摩擦的对等对手。

如果美国对华战略真的发生质变，则这个质变却是新的质变，而并非恢复到早期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的旧战略。旧战略背后的假设是中国的发展永远落后于美国，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接触”和“遏制”把中国推上“和平演变”道路、推动中国走向“西方化”、促使中国甘愿成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成员、并把中国变成美国的“小伙伴”。当然，时至今天，美国已经承认了这个战略已经失败。相反，特朗普对华战略所显示的质变背后的假设是中国的发展不但不会落后于美国，将来甚至有超越美国的可能，而其主要目的不再是要压倒中国，也不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以及迫使中国接受美国全球霸主地位，而是要从务实角度而非意识形态角度和零和斗争角度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更多聚焦扩大彼此合作领域，并从中谋取美国最大的安全和利益。这个战略在某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美国自保之道，防止美国日后不至于落后于中国。当然，美国也不会完全放弃在某程度上遏制中国的念头，特别在科技、人工智能和金融领域。然而，基于两国在利益、文化和制度上的差异，中美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仍会不断发生，但中美爆发战争的概率应该不大。质言之，从中美两国的长远发展和根本利益来说，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对华战略的新质变对两国有利，而稳定与良好的中美关系也对世界和平和全球发展有促进作用。

“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深意

今年5月13至15日，特朗普继2017年11月8至10日后再度国事访问中国。与上次访问的最大差别，是特朗普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而他对中国的强大实力也有了新的客观理解，所以他极度渴望通过这次访问争取中国帮助纾解其困境，特别在伊朗、贸易、稀土与关键矿物等问题上。相反，对美国拥有强大反制和反击能力、对美国在众多领域的依赖度下降、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经济韧性强大和社会团结稳定的中国则拥有更强大的谈判实力。在中美实力此长彼消的大格局下，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这次两国元首会晤则继釜山会晤后进一步反映美国的对华战略有更明显的质变。

两国元首会晤后，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双方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这次元首会晤在经贸事务上也带来了一些对双方有利的具体成果。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扩大双方贸易和投资合作。双方同意在一定范围产品相互降税。中方将会采购美国飞机。中国也将让美国的企业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两国元首此次会晤，集中在经贸等非政治性事务的合作上，加强了两国的经贸联系，也促进了双方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沟通。这次元首会晤不但让中美双方在去年釜山会晤上达至的经贸“休战”得以继续，更避免了让双方关系被那些敏感复杂和今天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所干扰和绑架，这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的质变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即便特朗普的对华战略是一种质变，但这个质变会否能够延续下去却难以确定。笔者估计在特朗普余下的任期内，这个质变仍会继续下去并愈趋明确化和制度化，但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特朗普朝令夕改的风格会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反复。鉴于美国的大部分战略精英的反华意识根深蒂固，而他们又依然要防止美国的全球霸权受到中国的挑战，则这个质变绝对有可能在特朗普下台后戛然而止，美国亦会重新回到全方位、倾全力遏制中国的老路。不过，特朗普对中国极限遏制的战略的失败，必然会对反华战略精英产生醍醐灌顶的作用，让他们清楚知道美国事实上已经再无能力阻止中国的崛起，勉强为之只会加快美国的衰落、加速美国全球霸权的崩塌、让美国社会更加分裂和动荡和令美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

因此，虽然我们难以预测特朗普所引发的美国对华战略的新质变的苗头会否壮大，但可以肯定地说，特朗普对华的极限遏制的失败，必将对美国的反华战略精英敲响警钟，迫使他们深刻反思其强硬对华战略；果如是的话，则中美关系将可望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