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健慈：中美元首北京会面 建设性战略稳定新里程

文｜傅健慈

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外交事件。这不仅是特朗普时隔9年再次访华，更是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复苏乏力、多边机制面临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面“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的一次战略对话。从会谈成果与后续效应来看，此次访问为中美关系确立了新的定位框架，并在经贸、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战略定位：从“竞争对抗”转向“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会谈的核心成果，在于两国元首共同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确立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法律与政治内涵。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战略稳定”通常用于描述核大国之间避免直接冲突的状态，而习近平主席在此基础上赋予其四个层面的积极定义：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这一定位本质上是一种“框架性共识”，虽不具备条约的法律约束力，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关系提供了具有规范指引作用的战略文本。它明确否定了“冷战式对抗”或“脱钩式竞争”的路径依赖，尝试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与自由主义制度合作之间，开创一种基于相互脆弱性认知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特朗普总统在会谈中称“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美关系”，虽带有修辞色彩，但反映出美方对这一框架的政治接受度。

二、经贸成果：互利共赢的短期突破与长期挑战

经贸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与“风向标”。此次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家名单极具象征意义——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波音的奥特伯格，英伟达CEO黄仁勋，以及高盛、黑石、花旗、Meta等十余家美国顶尖企业高层随行，显示出美国商界对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视。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并确认两国经贸团队已达成“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

虽然具体协议文本尚未全面公布，但从公开信息推断，成果可能涵盖中国扩大自美进口（尤其是农产品、能源及波音飞机）、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双方在气候变化与医疗健康领域放宽投资准入等。值得注意的是，“总体平衡”一词表明双方在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动态妥协，而非美方单方面追求的“绝对削减”。然而，结构性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产业补贴规则、数据跨境流动等，仍将是未来双边经贸谈判的难点。

三、台湾问题：风险管控的关键共识

在最具敏感性的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主席的表述极为清晰且强硬：“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他警告，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两国关系将“碰撞甚至冲突”，被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特朗普在回应中未直接提及台湾，但强调“妥善解决分歧”，并表示中美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美方此次未公开重申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或对台军售承诺，而是将重点置于“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美关系”，这可被视为一种战术性克制。然而，美国国内政治中存在强大的亲台势力，且2026年正值美国中期选举前夕，特朗普政府能否将此次共识转化为持续性的行政行动（如限制对台军售、不支持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空间”），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总体而言，台湾问题的风险被暂时“管控”而非“解决”，双方在此议题上的底线博弈将长期存在。

四、全球治理与多边协调：从“各自为政”到“有限协作”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提前表示“赞赏中美保持对话沟通”，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美协作的高度期待。

在全球治理层面，此次访问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即便在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仍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防扩散等领域维持功能性合作。朝鲜半岛问题可能成为下一个测试案例——若双方能在对朝制裁与对话之间找到新平衡点，将验证“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实际效用。

特朗普此次访华在短期内取得了三项实质成果：第一，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叙事框架，降低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话语紧迫性；第二，推动经贸团队达成阶段性平衡协议，稳定了市场预期；第三，在台湾等敏感议题上进行了风险管控，避免危机升级。

然而，深层次挑战依然存在。这一定位缺乏制度化机制支撑，高度依赖两国元首的个人互动与政治意愿。一旦美国政局更迭或出现突发危机（如台海军事摩擦、科技领域“黑天鹅”事件），这一框架的韧性将面临考验。未来中美若能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基础上，推动建立常态化的危机沟通机制、双边投资协定升级版以及第三方争端解决程序，方能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可执行的规则体系。

2026年5月的北京会晤，无疑为中美关系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能否将这一视角转化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现实，取决于两国政治家的智慧、制度设计的严谨，以及两国社会对彼此复杂性的真正理解。

（作者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法治・教育科技促进会会长、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