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飞｜立法会反对《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的深层思考与未来方向

9月10日，立法会大比数投票反对《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资料图片

文｜邓 飞

昨日（10日），立法会大比数投票反对《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毫不讳言这是一部让我前所未有深感疑虑的法律草案。这种疑虑并非源于对特定群体的偏见，而是基于对香港法律体系完整性、社会主流价值平衡，以及宪制秩序运作的深层忧思——不仅涉及“同性婚姻替代框架”引发的伦理争议，及其可能对家庭价值、教育领域产生的长远影响，更关乎香港现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工的核心运作机制是否会被打破。

首先，从立法背景与立法会的处境来看，当局在7月3日的介绍中明确强调，除了制定本次《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并无其他非立法的政策行政安排可用于回应终审法院的判词要求。这一表述直接将立法会置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若不通过这部草案，社会上可能出现“违反法治原则”的质疑，让立法会背负沉重的舆论与法律压力；另一方面，若强行通过，则意味着立法会无视香港的主流价值与民意，在这一事关社会根基的立法事务上放弃了自主判断与决策的权力——这种“非此即彼”的被迫选择，正是我对这部草案最核心的疑虑所在。

事实上，根据《基本法》第73条，立法会拥有“依照法律程序制定、修改及废除法律”的宪制权力，这一权力并非依附于其他部门，而是香港司法、行政、立法分工制衡体系的重要支柱。前终审法院法官烈显伦曾明确指出，行政部门并非“终院之奴”，这意味着面对司法判词，行政与立法部门仍有权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制度运作成本进行审慎考量；尤其是家庭法领域的法律，其结构性调整直接关系到社会基本单元的运行规则，更需行政与立法紧密协作、反覆论证，而非被动回应。前律政司检控专员江乐士也强调，立法工作作为立法会的核心宪制权力，必须得到包括行政、司法在内的各方尊重——这意味着立法会有权在衡量社会整体利益与制度变革成本后，对不符合香港实际的草案予以否决，或要求行政部门重新草拟，而非陷入“不通过即违法”的误解。

其次，从草案本身的设计逻辑来看，其存在明显的不稳定性与不公平性。根据草案内容，拟议的同性伴侣登记制度主要面向“已在境外注册”的同性伴侣，为其在香港提供有限的权利保障，例如医疗决定参与权、身后事安排权等；换言之，那些未能在境外完成同性伴侣注册的群体，将被完全排除在这一制度之外。这种设计不仅会造成新的社会不平等——同样处于同性伴侣关系中的个体，仅因境外注册与否而享有截然不同的权利，更会形成“境外登记”的逆向激励，迫使本地群体不得不透过境外程序寻求权利保障，这与终审法院判词中强调的“满足基本社会需要”的核心精神完全相悖，也偏离了法律应当公平普惠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针对终审法院判词的要求，存在更符合宪制原则、更兼顾公平与社会稳定的解决方案：应当以“一般适用”为核心原则，跳脱“针对同性伴侣创设特殊身份”的狭隘思路，将医疗代理权、遗产处置指示权、住院探视权，以及税务、福利领域的合理安排，透过授权文书、受托协议等灵活形式，开放给所有存在照顾关系的个体——无论其性倾向、关系类型如何，无论是同性伴侣、异性伴侣，还是亲属间的照顾、朋友间的扶助，均可透过正当法律程序获得相应权利保障。

这种方案不仅能充分保障《人权法》第14条所涉及的个人私隐与人格尊严，避免特定群体因制度限制而无法维护基本权益；更能跳过“准婚”身份带来的价值争议，避免在社会中制造不必要的制度性标签与价值对立，真正实现“保障权利”与“维护社会和谐”的双重目标。

综上所述，《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无论从宪制分工、设计逻辑还是社会影响来看，均存在难以忽视的问题。立法会作为香港的立法机关，必须坚守宪制赋予的职责，充分听取民意、审慎论证，拒绝被动接受不符合香港实际的草案，而是推动更公平、更合理、更符合宪制原则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对法律负责，更是对香港社会的长远稳定与全体市民的根本利益负责。

（作者为立法会议员、教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