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志胜：建议及早成立制定台湾基本法的预备委员会

文｜姚志胜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我们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举行纪念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郑建邦专程来港出席并发表讲话，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亲临主礼并致辞。这是内地以外的一次重要座谈会，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有朋友建议笔者结合今年两会本人有关《筹备制定台湾基本法 加快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提案及当前有关“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谈谈纪念孙中山诞辰的时代意义。本人的主要看法有三点：

其一，纪念中山诞辰最重要的时代意义，就是推动“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加快祖国统一进程；其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和“爱国者治港”的宝贵经验，对于“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具有关键性的参考价值；其三，参考香港经验，应尽早成立制定台湾基本法的预备委员会，为起草咨询展开前期准备工作。

解决台湾问题正处关键节点

习近平主席今年4月谈到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时指出，“振兴中华、国家统一是他的毕生追求”。粤港澳地区是中山先生的诞生地和成长地，也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策源地、革命事业的重要承载地；香港又是一国两制的率先垂范之地，在香港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的座谈会，具有特别的意义。这次座谈会的出席人士包括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社会贤达、学者专家、工商翘楚、青年学生等各界代表，以及来自海外的侨胞和孙中山先生亲属后代等约300人。座谈会以习近平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指导，紧紧围绕中山先生两大毕生追求“振兴中华、国家统一”进行讨论交流。

今天的中国，纪念中山先生最重要的时代意义，就是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当前，解决台湾问题正处在关键节点：先看祖国大陆方面，强国建设成就举世瞩目，综合国力跃升，大陆经济总量已是台湾的23倍以上；军事上，大陆已经掌握了区域拒止的压倒性优势，有能力打败任何企图干预两岸统一的外来之敌，为“和统”或“武统”提供了决胜的保证。

再看台湾岛内情况，“台独”势力的挑衅与破坏加剧，以赖清德为代表的民进党当局，不仅政治上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经济与文化上“脱钩断链”，而且“倚外谋独”，美国及其附庸国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企图利用台湾问题阻碍中国民族复兴大业；与此同时，台湾岛内已经打破政治禁忌，开始出现“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标志着两岸关系的讨论从“是否统一”向“如何统一”的实质性转移。

显然，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日益成熟，统一进程已进入“加速期”。对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当然是为推进祖国统一献计献策、凝聚合力，尤其是要推动“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实质性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正如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通过《关于举办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 周年活动的决定》所要求的那样：“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

从香港“黑暴”看台湾“一劳永逸”

一国两制原本是因台湾问题而提出，由于香港（澳门）回归在前而率先落地。讨论“两制台湾方案”，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经验应该有参考作用。然而，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不少人曾经对此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为“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提供了重要借鉴，特别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爱国者治港”，是用极大的代价甚至是鲜血换来的经验，对于“一劳永逸”解决台湾问题，具有关键性的参考价值。

在今年9月15日的北京香山论坛上，中国驻美原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的一句话“祖国统一，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于这个“一劳永逸”，外界有不少解读。在笔者看来，讨论“一劳永逸”不能离开香港回归以来所经历的动荡波折，尤其是2019年的黑色暴乱。

2019年香港的黑色暴乱，本质上是西方敌对势力幕后操纵策动的一场企图颠覆香港秩序、夺取管治权的“颜色革命”。正是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香港才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香港回归后出现动荡以至黑色暴乱，也与当时的选举制度存在明显漏洞直接有关，未能确保管治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反中乱港分子及激进势力通过选举进入香港治理架构，在议会内外形成“议会抗争＋街头暴力”的破坏链条，挑战法治与宪制秩序。随着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以及2021年选举制度的完善，“爱国者治港”原则在法律与选举制度层面得到全面落实，香港的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得到了根本保证。

基于香港的经验教训，对“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作出这样的理解：不只是在领土上统一台湾，还须从法律制度上铲除统一后在台湾制造动乱的内部和外部根源。因此，两岸统一后，必须颁布实施台湾国安法，斩断外部势力干预台湾事务的魔爪，确保台湾的国家安全；也必须确立全面落实“爱国者治台”的法律与选举制度，堵死反中乱台势力进入台湾管治架构漏洞，确保台湾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唯有如此，才能“一劳永逸”确保台湾的长治久安。这些安排理应是“两制台湾方案”中重要内容，需要充分讨论，早做安排。

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的启示

本人今年两会提案，建议及早启动筹备制定台湾基本法的工作，受到有关方面和舆论的重视。今年9月，探讨“两制台湾方案”的座谈会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20多名与会学者达成12点共识，其中包括：应尽快制定《台湾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建立统一后的治理制度及法律框架。这与本人的两会提案相呼应。

经历过香港回归历程的人应该都记得以下两件事：

一是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历时四年零八个月，时间相当长。

二是199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单方面抛出“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衔接的原则以及违反中英已达成的谅解和协议）的“政改方案”，破坏了“直通车”安排。根据1990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要到1996年内才设立。但到了1993年，距离1997年回归只剩四年，本来时间就非常紧迫，有大量前期准备工作急需提前着手，加上英方破坏“直通车”安排，中方需要“另起炉灶”，香港特区的筹备工作更是刻不容缓，于是，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应运而生。

借鉴香港的经验，特建议及早研究成立制定台湾基本法的预备委员会。其好处不仅在于有效引导推动“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讨论，更重要的是，为台湾基本法的正式起草和咨询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进行前期法制和民情研究、重点领域探析，建立中央平台广泛收集两岸尤其是台湾各界对“两制台湾方案”的意见建议，参考港澳基本法草拟台湾基本法的初步讨论框架，以至初拟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成员名单，等等。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