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晟、谢宇嘉宁：以中长期规划统筹发展 提升香港治理效能

文｜陈星晟、谢宇嘉宁

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紫荆杂志社承办的2026紫荆文化论坛日前在港举行，200余名海内外政商学人士齐聚湾仔会展中心，围绕“擘画五年规划蓝图 引领香港未来发展”主题深入交流。

国务院港澳办原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指出，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并不属于某一种经济制度，它本质上是现代公共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政府为市场指明方向、提供稳定预期的一种治理工具，而非政府取代市场；又指香港现行的自由经济体制不会改变。寥寥数语解答了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治理之问，也启发笔者从国家治理经验和香港现实的维度探究规划如何提升特区治理效能。

以规划统筹发展的历史智慧

以规划统筹长远发展，是我国重要的治理经验。1953年“一五”计划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推进工业化，积累集中力量办大事经验。此后五年计划伴随工业化、现代化不断调整。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3年宪法修正案写入“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指令性计划逐步让位于指导性规划，功能由下达指标、直接配置资源转向研判趋势、引导预期。2006年“十一五”起正式以“规划”替代“计划”，体现治理逻辑转型：规划不再是指令性资源配置工具，而是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的发展纲领，兼具指导和约束功能。

历史经验启示：发展方向确定后，规划应服务发展任务；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采用哪种、比重多大，取决于实际需要。尊重经济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香港为何需要五年规划？长期以来，特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靠年度施政报告。面对全球政经格局调整、本地产业转型等内外深刻变化，以及社会仍有深层次问题待解，规划可以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蓝图确定方向，将发展与安全、经济与民生置于同一框架，避免零散应对、各自为政。今次规划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推动政府在市场难发挥作用的领域主动作为，成为破解长期矛盾、提升治理效能的制度抓手，且不改变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

人工智能是跨周期统筹的先行领域

多年来，本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行业，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AI）作为香港未来发展重要产业，以AI赋能千行百业，完善AI生态圈，全面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创新科技列为产业升级核心方向，聚焦生命健康、AI与机器人、微电子、新能源和先进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以北部都会区为空间载体，以“南金融、北创科”引领空间布局。

作为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AI被置于突出位置，且发展逻辑也与中长期规划功能定位匹配。时间上，AI从研发到落地以五年、十年计，年度施政难以覆盖；要素上，算力、数据、人才、场景、资本环环相扣，单个部门、单一年度只能触及部分；空间上，AI布局横跨河套、新田、沙岭等园区，涉及多个政策局协调，需更高层级统筹。也就是说，发展AI离不开跨周期、跨部门、多要素协同的顶层设计，规划正可提供制度支撑。

围绕科研、算力、场景等环节，今次规划作出系统安排：建设五大研发机构，创建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建设2029年或以前投入营运的沙岭数据园区，预计至2032年算力相当于目前规模的36倍；推进AI产业化、产业AI化“人工智能＋”行动，拓展至金融、贸易物流、专业服务、医疗健康等；完善法律配套，支持中小企业应用AI，深化大湾区算力与产业协同。这些部署指向从年度分散应对转向跨周期、跨部门、系统性协作。同时，明确“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要求厘定分工责任，进行动态监测、中期和总结评估。对以效率见长的香港来说，在AI领域发挥规划的指导作用，无疑有助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

用发展实效检验治理效能

笔者认为，规划引导下的治理效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发展质量效益，新兴产业成长，经济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有支撑；二是市民获得感，住房、医疗、就业等民生福祉逐年增进，生活改善看得见、摸得着；三是治理方式现代化，政府统筹、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同向发力，任务有分工、进度有问责、成效有检验。

以中长期规划提升治理效能，就是从历史经验明方向、按现实矛盾定任务、用产业发展和市民满意度验成效。香港凭借制度条件善用这一工具，自由市场根基没有变，变的是政府统筹引领作用更彰；联通世界的优势没有变，变的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广更深。既保持制度特色，又借鉴内地治理智慧、抢抓发展机遇，以香港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当蓝图愿景逐步落地化作发展实效，“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内涵将更加丰富。

（作者陈星晟系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博士生；作者谢宇嘉宁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