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流昌：把握新坐标 开创中美关系新局面

文｜杨流昌

关于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总的判断是：当前中美关系呈现“总体稳定、局部紧张”的格局。2026年以来的改善是有实质内容的，不应低估，但改善主要发生在“管理系统”层面，“生成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四点。

第一，战略定位实现历史性更新。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双方首次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以此替代过去美方主导的“战略竞争”叙事。习主席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有学者评价，这是自克林顿执政时期以来，两国关系头一次由合作来定义，而非竞争。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

第二，议题处理趋向机制化。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两大常态化机制，把经贸分歧的处理从“危机式应对”转向“机制化管理”。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了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和AI事件沟通管道，相当于一条“AI热线”。还包括农业工作组、两军危机沟通备忘录意向、芬太尼执法合作等。这些不是共识文件里的装饰句，而是“下次见面有人谈、出事有人通电话”的管道。在大国关系里，管道本身就是资产。

第三，经贸缓和与结构矛盾并存。双方原则同意规模各300亿美元或更多的对等降税安排，中方扩大美农产品、航空采购，美方承诺保障发动机等供应链对华稳定供应。但美方并未撤销301调查，2026年2月还启动了撤销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的调查，意在抬升关税门槛。这种缓和更像一次战略休整，而非根本性的政策转向。

第四，科技遏制逻辑没有改变。美国在芯片、光模块、多晶硅等敏感领域的对华遏制仍在推进，众议院通过《芯片安全法案》，2026年国防授权法案禁止国防体系使用中国AI模型。与此同时，中国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领域保持“并跑”“领跑”，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美方遏制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自主创新。此外，人文交流明显回暖。原计划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的倡议提前两年半实现，习主席访美期间进一步宣布未来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民调显示，支持对华接触合作的美国民众已达57％。从趋势看，中美元首外交正在从“危机驱动型互动”转向“日历驱动型互动”，关系的“可治理性”明显恢复。2026年与其说是一个“中美回暖年”，不如说是一个“可治理性重建年”。

9月习主席访美重大成果及其深远影响

9月23日至25日，习近平主席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白宫完成了“半年内互访”这一史无前例的安排，将中美关系定位进一步定型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别小看“尊重、公平、对等”这三个定语：“尊重”处理制度差异，“公平”处理规则之争，“对等”处理权力不对称。这等于把美方过去十年“基于规则”的单向表述，拉回到双边可议价的语言里，完成了定位的“二次定型”。

在成果层面，双方达成了八点共识，覆盖人工智能、台湾、经贸、两军等多个领域。其一，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下一轮于11月深圳APEC期间举行，并建立AI事件沟通管道，体现“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其二，将“反对‘台独’”纳入成果文件框架，美方延续“不接受台湾独立”表态；习主席明确阐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敦促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排除干扰。其三，经贸领域，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贸易理事会等安排延期落实，为两国企业提供可预期视窗。其四，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这些成果把此前北京会晤的框架性共识，落地成了有管道、有时间表、有约束力的具体安排。

深远影响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关系定位从“避免脱轨”进入“共同定义相处规则”的新阶段，中美关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到“关系本体”的再定义。二是从“危机管控”转向“议程设置”，中方把战略主动转化为议程设置权。三是在国际上释放了“中美可以管控分歧、稳定相处”的明确信号，为年底深圳APEC、迈阿密G20两场多边峰会作了铺垫。

当然，成果是有边界的，也要说清楚。芯片出口管制、301调查等硬约束领域并未松动，技术竞争的结构性张力并未消解。用一句话概括：2026年中美关系改善的是“关系的管理系统”，不是“关系的生成结构”。

未来中美关系前景及主要挑战与风险

先看前景，可以设定三种情景。基准情景：元首会晤牵引、机制化磋商托底、局部合作扩面，人工智能治理、禁毒、农业、民航、青年交流成为亮点，科技管制、台海保持高压但可控，这一情景的概率最高。回摆情景：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涉台法案加码，或台海出现重大政治动作，则“建设性”被稀释，关系退回“稳定但不热络”。跃升情景：若深圳APEC就亚太供应链框架、G20就人工智能全球准则形成共同文本，中美可初步定义“后霸权共治”样本，这一情景概率虽低但高于往年。总的看，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不会回到过去，也不会走向新冷战，而是在结构性竞争不可消除的前提下，探索两个体系型大国“可管理的共存”。

再看主要挑战与风险。第一是霸权护持与复兴进程的“老大博弈”。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的认知没有改变，焦虑不在单一产业，而在体系性力量再分配，这被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结构性风险。第二是体制与意识形态惯性。美国分权体制下，行政分支的缓和意向常被国会、智库、州级立法反向牵制，2026年上半年，第119届国会共提出67项重要涉华议案。自由主义叙事把“制度对抗”内化为政治正确，使关系改善常面临“一进三退”的体制摩擦。第三是安全架构错位。美方“印太”盟伴体系与中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主张存在空间竞争，前沿部署与认知偏差仍存误判风险。这三条结构性常量，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有边界的。

最后谈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最大的引爆点。我的基本判断是：台湾是红线型议题，不能解，只能控。9月成果把“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写进去，价值不在于解决两岸分歧，而在于把美方的行为预期再绑一次。对台北来说残酷但真实：华盛顿不会为“台独”陪葬，北京也不会为“维持现状”放弃统一权。真正稳定的台海，不是“永久模糊”，而是“红线被反复确认后，冒险者失去外部背书”。

同时也要看到结构性温差：美方“一个中国政策”与中方“一个中国原则”在法律效力、适用场景上仍有差距，对台军售节奏放缓但未中止。特朗普延续“不接受台湾独立”，不愿为台海打一场9500英里外的战争，这与中方坚守的红线之间，既存在交集，也存在持续博弈的空间。红线的“硬约束”与美方的“模糊空间”，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台湾问题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形态。

对今后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考与建言

最后，就今后处理中美关系谈四点建议。第一，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组合用好，这是核心方法论。对中方而言，原则性体现在主权安全、发展权、治理观等底线上，台湾问题红线、统一立场不可谈；反对脱钩、反对小院高墙；人工智能须“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灵活性体现在具体工具上，接受“反对台独”表述入成果文件，以采购清单换供应链保障，以机制化磋商换关税休战，参与人工智能对话、共建事件沟通管道。这种“红线钉死、工具放开”的打法，既守住核心利益，又把战略主动转化为议程设置权。

第二，把握特朗普“成本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第二任期不是变亲华，而是从“表演性强硬”回撤到“交易性现实主义”。他在乎的是国内政治资产可不可见、霸权成本可不可算、个人政治遗产干不干净。这对中方其实是新机会，我们不用说服他喜欢社会主义，只要让他相信“合作有得赚，对抗有得赔，战争你下不了台”。其对华政策的边界是清楚的，不对华做制度性让步、科技去风险仍推进，但这恰恰说明，交易空间是可以争取的。

第三，用好机制化沉淀，把元首共识转化为制度成果。元首外交牵引是“定盘星”，但要防止会晤成果止于宣示。要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经贸理事会、两军危机沟通、人文交流等机制持续运转，让“下一次见面有人谈、出事有人通电话”成为常态。年底的深圳APEC和迈阿密G20是关键窗口，应争取把中美共识转化为亚太和全球层面的规则文本，这是把“稳定”推向“塑造秩序”的重要一步。

第四，处理好台湾问题，守住底线、打开上限。台湾看底线，人工智能看上限。底线守得住，关系不死；上限打得开，关系才可能从“稳定”走向“塑造秩序”。同时要保持警惕，如果国内民族主义把“灵活性”解读成妥协，美方把“原则性”解读成扩张，中间的操作空间会被两头榨干。原则性与灵活性不是自动生效的，它依赖两边都有够强的叙事管理能力。我们要善于把“建设性战略稳定”讲成两岸、中美都能听懂、都愿接受的话语。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既不是回到过去，也不是走向新冷战，而是站在了探索两个体系型大国“可管理的共存”的新起点上。9月习主席访美完成了两国关系定位的“二次定型”，但框架要从政治宣示走向制度沉淀，还需要久久为功。结构性矛盾构成硬约束，特朗普的现实主义调整与中方的原则性—灵活性组合，则提供了关系韧性的来源。中美能否在“争当老大”博弈中守住“不冲突”的底线，将决定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全球秩序形态。让我们共同关注、共同思考、共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