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香港中医药现代化路径

文｜伍俊飞

1998年，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提出将香港发展为国际中医药中心。这一被民间称为“中药港”的构想，曾被寄予推动香港经济转型的厚望。然而，二十余年过去，香港中医药产业对GDP的贡献依然微薄：2023年中药制造业增加值仅约26亿港元，从业人数不过2660人。以2022年香港约2.8万亿港元的GDP总量衡量，占比不足千分之一。

董建华的战略判断没有错，错的是执行路径过于狭窄。香港中医药现代化长期被锁定在大学实验室提取有效成分这一条技术路线上，而忽视了发酵中药等更具产业化潜力的路径。在全球发酵中药市场规模2025年已达187.6亿美元、中国中药发酵细分赛道突破560亿元人民币的背景下，香港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比较优势，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多元路径。

被验证的战略方向

中医药现代化正处于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从“传统产业”向“科技驱动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全球中医药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2年的2165亿美元增长至2032年的4208亿美元。中国内地中医药全产业链总规模在2025年已达2.2万亿元，中药工业产值突破8500亿元。

科研层面的进展同样显著。世界卫生组织已将150个中医疾病纳入ICD－11分类体系，多项中医药临床研究登上《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等顶级期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于2025年在罗马发布《传统医药良好临床研究罗马共识》，标志着中医药循证评价体系正在获得国际认可。

然而，中医药现代化结构性障碍依然突出。“源头不稳、标准不强、人才不济、机制不畅”的概括并非虚言。国家药监局2025年第47号通告显示，28批次不符合规定药品中，中药饮片占据了相当比例，不符合规定项目涉及农药残留量超标、性状不符、含量测定不合格等。中药是复杂体系，如何将多成分的“弱效应”整合为可验证的“强效应”，现有方法学体系尚不完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成果转化链条的断裂——大量疗效确切的院内制剂止步于医院围墙之内，难以完成向产业化产品的跨越。

香港选择提取路径

香港中医药科研的基因，从根上刻着“提取”二字。翻开香港各大学中医药研究的项目清单，几乎是一份提取化学的目录：港大中医药学院的研究方向明确包括“中药提取物及中成药的药效学及安全性评价”，其实验室设有专门的中药提取区，研究员以有机溶剂萃取法提取生物活性化合物，再以旋转蒸发器浓缩或冷冻干燥制成粉末。港大医学院2022年关于鸡血藤提取物广谱抗病毒活性的研究，是这一范式的典型产出。浸会大学的研究团队同样以提取物活性筛选为核心方法，对数千种植物提取物进行生物活性评估。

这套以化学分析、分子生物学、高通量筛选为核心的科研范式，与香港的产业定位高度契合。香港中医药发展的核心定位，从来不是做大规模生产制造，而是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标准制定者”和“质量把关人”。香港首份《中医药发展蓝图》明确提出“提升中药质量水平、助建中药国际标准、驱动科研产业创新”三大目标。政府中药检测中心已为357种中药材制定国际认可的参考标准，《港标》已成为中药材批发商、零售商及中成药制造商采购的重要依据。

提取路径恰恰最适配这一定位。提取化学的核心是成分的定性定量分析——知道提取物里有什么、有多少，才能建立标准、做质量控制。香港检测中心研发的高通用性中成药化学指标检测方法，成本仅需数万港元，数月即可完成检测。这一能力是香港的看家本领。

然而，单一路径的局限性正在显现。香港中药制造业2023年的行业增加值仅为26.4亿港元，较2017年的53亿港元峰值下降了约五成。大学实验室的提取研究产出了大量论文和专利，但真正转化为上市药品的案例屈指可数。更多提取物被用于护肤品等消费品领域，而非药品生产。产业的“实验室化”特征明显，规模效应始终未能形成。

被忽视的产业逻辑

发酵中药的核心价值，不在于菌、药二者的物理结合，而在于特定菌种＋专属配方＋独有次级代谢产物，共同实现人体细胞级修复与机能重置，是传统中药与现代生物细胞学结合的高阶技术体系。内地相关企业的研发和技术转化实践彰显了发酵中药前沿科技的优越性。第一、技术路线定位于专属功能菌种精准筛选，不是简单地选取通用菌种，而是使用经过驯化、适配药食同源基质、具备定向转化能力的特异性菌株；第二、采取定制化中药配方科学组方，依据人体机能靶点、细胞损伤机制、脏腑平衡逻辑，精准配伍，并非随意药材叠加；第三、坚持可控生物发酵代谢过程，利用微生物酶系对中药材大分子物质进行裂解、转化、修饰，生成传统煎煮无法获得的新型共生代谢产物；第四、应用细胞学功效验证体系，通过细胞机制研究，明确代谢产物对细胞衰老、细胞损伤、免疫细胞功能、造血与修复通路的靶向调节作用。

这条路径的产业化潜力已经被内地市场充分验证。百令胶囊和百令片——以冬虫夏草中国被毛孢菌株液体深层发酵技术生产——已销往全国27800家医院，实现活性组分与野生冬虫夏草的一致性达到100％，发酵周期较传统工艺缩短18％，菌丝单位产量提升14％。佐力药业将百令片纳入体系后，从2019年营收9.11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25.78亿元。技术层面，中药发酵正从传统的自然发酵向定向发酵迈进。上海国珈泰壹研发和生产的系列定向发酵产品为各种疑难杂症的解决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已启动针对12种常用发酵饮片的全链条研发项目，直指“菌种不明、质量难控、批次间差异大”三大行业顽疾。合成生物学路径更具颠覆性——科研团队以酿酒酵母为底盘，成功构建“人参酵母细胞工厂”，实现了珍稀人参皂苷的高效定向发酵生产，彻底摆脱了对传统种植提取模式的依赖。

香港在发酵中药领域并非完全没有涉足，但这些尝试均游离于主流药品研发体系之外。理工大学有一个项目研究甜叶悬钩子叶提取物经益生菌发酵对抗肥胖，目标虽为注册“新型中成药”，但仍处于研发早期阶段。港大中医博士王逸君创办的“叻茶”，利用AI筛选菌种进行中药发酵，产品定位是养生茶饮，走的是消费市场而非药品路径。这说明发酵在香港更多以饮品或保健品形态存在，尚未被纳入药品研发和产业化的主航道。

香港不选择发酵路径，有其合理性。发酵中药要实现产业化，需要菌种库、发酵罐、规模化生产工艺、GMP生产设施等一整套工业体系。香港的土地和人力成本极高，制造业早已北移，本地缺乏支撑发酵工业化的基础设施。1998年“中药港”概念经过两年调研后被判定“不可行”，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然而，香港自己做不了发酵产业和香港不应将发酵纳入中医药现代化路径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前者是能力边界，后者是战略选择。真正的机会不在于香港自建发酵工厂，而在于以“香港标准＋内地生产”的模式，将发酵中药纳入香港中医药现代化的整体布局。

“标准制定”与“产品制造”的分工

香港的比较优势在于标准和国际化平台，不在于制造。这一判断有数据支撑：2023年，全港检测和认证业中私营独立机构的业务收益总额达158亿港元，对GDP的贡献为75亿港元。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STC）已与内地平台合作，共建“检测＋实地认证＋持续跟踪”的全流程质管体系，所有在平台出售的中药材须先通过STC检测合格，再经产地、加工、仓储实地核查，交易期间持续抽样复检。

这一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发酵中药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中药标准已迈出关键一步——2024年10月，首批湾区中药标准正式发布，以内地法定质量标准为框架，融合香港、澳门的技术要求，经三地药品监管部门共同认可。香港可以国际中药材ISO标准为纽带，在内地打造优质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再通过香港进行质量检定，出口海外市场。

发酵中药的标准化确实是最大瓶颈，但这恰恰是香港可以发挥独特作用的地方。发酵产物的成分极其复杂且高度依赖菌种和工艺，标准化难度远高于提取物。然而，正因为难，才更需要香港这样的“第三方标准平台”来介入。香港的检测体系和国际公信力，可以为发酵中药建立从菌种鉴定到活性成分检测、从工艺规范到安全性评价的全链条标准框架。国家药监局2025年发布的《中药生产监督管理专门规定》已对中药生产全链条提出更严格的质量控制要求，天津市药监局也在就《中药发酵饮片质量标准研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这些监管进展为香港参与发酵中药标准制定提供了政策窗口。

香港不需要、也不应该自己去建发酵罐。它的角色应该是：为内地发酵中药企业提供国际认可的检测认证服务，帮助其产品通过香港的标准体系进入国际市场。这比香港自己去做发酵中药产业，更符合比较优势。

董建华的战略眼光不需要被质疑，需要被修正的是执行路径。中医药现代化是一个多路径并行、相互交织的系统工程——提取与纯化、微生物发酵与生物转化、合成生物学与细胞工厂、纳米技术与递送系统、网络药理学与系统生物学，这些路径并非替代关系，而是构成了从源头育种到机制阐明的完整链条。

香港中医药现代化的出路，在于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所有可能的技术路径，将“标准制定”和“国际化平台”的角色做到极致。让内地生产的发酵中药，通过香港的标准体系和国际网络走向世界。这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对香港比较优势的清醒认知。在一个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5％、规模已达560亿元的发酵中药市场中，香港完全可以在不建一座发酵罐的前提下，占据价值链的关键节点。这才是“中药港”应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