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中美元首战略再确认与世界体系的未来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

文｜田飞龙

2026年，中美元首互访会晤，为中美关系确定并推进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广泛讨论双边和全球事务，步步惊心，举世瞩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深刻影响两国与世界。因体量和影响极其巨大，中美任何一方“非沟通”的战略选择都可能带来整个世界体系的重大变化，甚至可能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及其全球乱序。中方一直寻求和平发展，美方有“冷战”意图和遏制战略，也有“护栏”意识和霸权终局的节制理性。相比美国某些盟友的机会主义与冷战图谋，美国自身反而表现出对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深层次理解与呼应。此次9月会晤，可视为中美元首就“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进行的战略再确认，试图构建一种“东升西降”世界权力转移期的极端风险管控机制和有限的全球治理方向性共识。

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的博弈斗争经验，结合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内外作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数点观察结论：

第一，世界大变局初步进入“G2”时代。当今世界体系深刻演变，其权力格局的实质性基础既不是二战后的“安理会五强”，也不是西方的所谓G7或者扩容版的G20，而是“G2”。这一概念始于2010年前后所谓的“北京共识”及美国战略界部分人士的前瞻性判断，但没有成为主流，中国政界与学界也鲜少回应或肯定。那时的中国实力不足，趋势未明。近年来亦时有此论，官方一直不予正面回应。但从中美近些年的实质性实力变化与相互承认的进展来看，“G2”格局初步形成。这将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处理中美关系将探索一种“有限霸权规则”，在某些领域和方式上“平等”对待中国，而中国将以更加“平视”与“平等”的立场和力量面对美国并引导后者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的公平伦理与责任。

第二，特朗普“新门罗主义”推进新帝国秩序构建。中美关系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主轴关系，美方在更平等意义上尝试与中国互动并获得中国在重要国际事务上的支持。但美国的特朗普主义在美洲将实行不同于“非美洲世界”的帝国霸权规则，其目标是构建“新美洲帝国”，这是新门罗主义的秩序目标。新门罗主义是美国的区域性帝国霸权战略，采取南北扩展与构建新帝国势力范围的决策行动，向南重新支配拉美，突出成果是对委内瑞拉的“准殖民化”，围困甚至颠覆古巴，将加勒比海“内海化”，类似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模式，而向北则压服加拿大，夺取格陵兰。在美洲之外则奉行帝国撤退与责任解除策略，并与真正的强国建立某种“共治”架构。这一“美洲世界”与“非美洲世界”的二元化帝国新版图，是传统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回潮，是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方案，挑战并考验着中国与世界的原则底线。

第三，东亚地缘政治系列问题的解决契机浮现。特朗普主义在美洲采取帝国进攻政策，在中东（特别是伊朗）采取机会主义战争政策，在东亚则浮现出权力撤退与责任转移现象。东亚问题错综复杂，有二战遗留的领土与主权争端问题，有美国第一岛链的地缘政治问题，有冷战与文明冲突的断层线问题等等。最突出的是台湾问题，也是中美最要害问题。此次习主席再次重申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和意志，要求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今年七一党的纪念日讲话，习主席明确提出在祖国统一基础上完成民族复兴。中美大交易的筹码与空间很大，台湾问题的解决契机浮现，而近期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则显示出两岸对大变局气候的敏感性与掌控自身命运的主动性。此外，中美推进战略和解与合作，包括重要的地缘利益交换，对于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管控打击菲律宾式的南海“主权机会主义”，也有积极意义。

第四，人工智能全球发展与治理成为焦点议题。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是新一代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关键战场，中美是全球最有实力也最具有规则制定权的人工智能大国，必须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协调掌舵。多年来，美国实行对华科技封锁，试图构建人工智能领域对华降维优势，掐断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关键路径。美国的闭源模型路线是美国资本主义技术霸权路线，巩固的是美国的科技与产业领导权，支配和损害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与现代化前景。中国人工智能采取开源模型路线，打破模型霸权壁垒和资本垄断，将人工智能发展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普惠公共品来打造。在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竞争压力下，美国从产业界到政界都产生了“脱钩”焦虑，恐惧于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标准”成为未来世界标准，从而击破美国技术与产业霸权，加速美国整体霸权衰落。此次会晤包含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路线、方向、产业布局与治理规则的直接磋商和互动。同时，人工智能“武器化”也是全球重大风险之一，如何构建人工智能风险识别与控制的全球规则体系，也是中美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关键领域之一。

第五，元首会晤是政策沟通与利益妥协，不是中美关系与全球治理的“契约时刻”。我们非常期待但绝不可高估此次元首会晤的制度性成果。元首会晤是外交关系中的顶层政策互动，是元首就双边或多边重要事务进行的立场交换与力量展示，也包含一定的利益妥协甚至交易，但并不构成直接的制度性关系的契约化。以往中美元首会晤均有重要共识成果发布，但“执行难”是老问题，美方信用也是老问题，此次会晤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执行到位，存在非常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目前内部陷入施政多重危机，外部陷入多场战争泥潭，其美国优先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区域性扩张的新门罗主义严重损害动摇了二战后国际法秩序、多边经贸秩序及盟友体系，其中期选举压力重重，前景不明。同时，特朗普剩余任期有限，连任在美国宪法上不具有规范基础，而其继任者竞选前景如何，民主党的挑战和后续政策走向的具体影响如何，这些都是未知数。

总之，元首会晤的政策沟通和利益互动当然是有益的，但中美处于百年大变局的深刻演变漩涡之中，推动塑造中美关系的不仅仅是特朗普集团，还有大量对抗性力量。况且特朗普本身就存在机会性和多变性，言未必行，行未必果，果未必持久。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敢合作，敢斗争，有底线，有空间，按照自身的意愿、能力和目标推进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