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克科：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深港协同"如何写进国家叙事

文｜张克科

今年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正式公布，同一天，2026年施政报告发表。

作为一个从2007年就开始念叨＂深港创新圈＂、在深圳河边看了三十多年潮起潮落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我把两份文件连夜读了两遍。读罢，最深的感受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踏实。香港第一次用国家中长期治理的标志性工具，把自己的发展方向＂锚＂住了；而令人欣慰的是，规划里多处落点，与我这些年在多份谘询建议中反复陈说的＂求异存同＂＂三区融合＂＂四大抓手四大支撑＂，在底层逻辑上高度咬合。这篇文章，既是我的个人读后，也想借这个机会，把＂哪些被接住了、哪些我还想追问、哪些需要内地和深圳搭把手＂一次说清楚。

一、规划做对了一件根本的事

这些年我始终讲一句话：深港协同的根本原则，＂不是谁改变谁，而是在制度差异中寻找互补＂。这次规划把＂坚持＇一国两制＇＂和＂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写进七项理念，正是对这套方法论的国家治理语言回应。更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与我的建议并非＂官方照抄民间＂，而是二者从一线实践与治理逻辑中＂独立收敛＂到相近结论——当一位民间实践者三十年深耕河套与北都，与特区政府首次动用国家标志性治理工具时，在同一组真实约束下，自然得出＂求异存同＂＂咬合而非趋同＂的相同答案。

我常用三个比方来讲＂互补＂：榫卯结构、齿轮结构、魔方结构。制度落差不是负担，而是红利的藏身处——落差越大，合作空间越大；差异越深，协同价值越高。规划最终确立的＂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援、年度述职汇报＂机制，恰恰是把这种＂咬合＂从口号变成了可核验的闭环。这说明，评价专家谘询的价值，不该只看＂被原文采纳＂，更要看它是否塑造了规划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底色。

二、北都、河套、大学城：面、点、线的咬合

这次规划把北部都会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与北都大学城的关系讲清楚了，这是特别值得点赞的地方。三者不是并列的飞地，而是＂空间面—跨境点—功能线＂的层级嵌套：北部都会区是＂面＂，作为优化香港空间格局的总体载体；河套是＂点＂，是高品质发展的＂塔尖＂与＂极点＂，是＂一国两制＂在科创维度的试验田；北都大学城是＂线＂也是引擎，施政报告明确＂北都以大学城为发展主线＂，以＂一城五元素＂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我过去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把大学城建成＂单纯物理空间集群＂、搞成＂高校搬家＂；二是把河套做成一般产业园的复制品。现在看，规划不仅明确＂宜教、宜研、宜创、宜居＂的高素质大学城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四位一体定位，还把河套香港园区一号大楼命名为＂河套学研壹号＂作为大学城起动旗舰，促进＂大学＋研发＋产业＂互动衔接——大学城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以河套学研壹号为起点向新田科技城与牛潭尾延展的＂科研—转化—育人＂走廊。这条走廊，正是我讲的＂三区融合＂。

再补一句：沙岭资料园区被定位为北都的算力底座，与我提出的＂电算碳＂一体化、绿色算力构想形成介面。若沙岭提供低碳算力、新田提供研发与中试、洪水桥提供高增值制造，北都内部就能形成＂算力—研发—量产＂的微循环，减少对外部产业链的单向依赖。这是＂以功能分工替代空间规模＂的关键一步。

三、规划中几条＂硬骨头＂级的抓手被接住了

规划最踏实的地方，是它接住了几条＂硬骨头＂级的抓手。

其一是＂四通＂。深港协同要打通＂交通通、资讯通、政策通、标准通＂，比规划里＂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更强调＂标准通＂这个最难的介面层——专业资格、检测认证、资料格式，壁垒都在标准上。规划单列＂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方向是对的；标准层怎么破，是下一阶段要补的发力点。

其二是河套的＂白名单＋负面清单＋高级别协调委＋视同境外＂。我针对＂大门已开、小门未开＂提的这套制度介面，规划以河套香港园区2025年12月开园、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跨境要素试点（生物样本、资金、资料）予以兑现；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政府全资、港大营运、与深圳园区中心协同＂，就是＂视同境外、共治共建＂的具象。

其三是闭环管理与年度述职。我主张借鉴内地＂1＋N＂体系建立＂年度目标分解—专案清单—督查考核—动态调整＂闭环，规划最终把105个指标（22个主要指标、57个专栏指标、26个章节内文指标）作为量化基石，并把＂统领—落实—预算—述职＂四机制刚性绑定——这是闭环思想的最高层级制度化。

其四是＂超级发起人＋借道＂。我提出香港要从＂超级联络人＂升级为＂超级发起人＂，并以航运航空＂借道＂深圳、金融＂借道＂构建＂香港—前海—南沙＂三角。规划把＂四中心、一高地＂、航运从＂吨位大港＂转向＂价值港＂、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写进去，方向一致。

四、仍想追问的几处＂留白＂

欣慰之外，有几处我必须直说，它们是规划留给我、也留给智库的＂待办＂。

第一道＂防火墙＂：河套只有3.89平方公里，必须做＂别处做不了的事＂，绝不应成为一般产业园复制品。但对照河套已进驻超100家机构、三个大学城总体规划超1000公顷的推进节奏，我所警告的＂以空间规模替代功能咬合＂的风险，并未被作为独立约束条件前置。这背后是＂规模政绩＂与＂功能品质＂的考核错配——旗舰工程的可见度偏好，容易让规划在起步期沿惯性推进空间供给，而弱化对＂是否做了别处做不了的事＂的持续追问。

第二道＂防火墙＂：大学城＂避免高校搬家＂。规划把＂成果转化＂写入四位一体定位，这是吸纳；但成果转化基金、概念验证资助计画以及智慧财产权与收益分配规则，尚缺专项细则。没有这些＂毛细血管＂式的早期资金，成果仍可能停在论文和专利阶段，难以穿越＂死亡之谷＂。

第三道＂防火墙＂：我主张＂穿老鞋走新路＂、忌大干快上，并建议设＂2026—2027过渡探路期、2027—2031全面实施＂两阶段框架。规划直接定为2026—2030，省去过渡期，在提升立竿见影感的同时，也可能压缩＂深度调研、早期收获、弹性微调＂的缓冲。

更大的留白，是我＂立足湾区、背靠国家、辐射全球＂主张中超出大湾区主轴的部分——海南自贸港姊妹港、京津冀长三角双城记、新疆喀什向西开放的＂三点一线＂、南中国海蓝色经济、跨境金融科技与碳交易数位交易。规划以大湾区为绝对主轴，对这些板块基本未系统纳入。我理解其成因：协调层级高、共识成本大，首制之年求稳是理性折中。但这不意味着放弃——这类领域不该因＂本期未深＂被判失败，而应作为跨越本届任期的长期议题，依托中期评估与年度述职持续回填。

还有一处概念层分歧：我坚持香港＂创新与科技＂与国家＂科技创新＂并行不悖，中国人民大学意见书则建议逐步统一，规划未作明确裁断。术语之争看似小事，却关乎香港独特性的表述，值得在滚动修订中给个说法。

五、需要内地高层与深圳一起＂搭把手＂的地方

我的建议体系里，最具＂跨区域跨制度＂特征的＂辐射全球七板块＂，其落地本质上依赖三方角色分配：香港出＂制度与国际通道＂，深圳出＂产业链与制造能力＂，中央出＂授权与战略锚定＂。有四项必须协同推进。

其一，河套＂一区两园＂规则衔接。深圳园区规划已于2023年8月由国务院印发、香港园区发展规划于2024年11月由港府颁布，两地＂制度创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求深港共同推进跨河连接与要素流动。这是深港双边可控范围，应率先咬合。

其二，北都大学城与深圳＂十五五＂的空间—产业咬合。深圳侧＂深圳河套学院＂与南山＂大沙河创新走廊＂经验，是北都避免＂高校搬家＂的重要参照；北都规划与深圳＂十五五＂在＂空间、产业、基建时序＂上深度咬合，是双赢的关键。

其三，跨境要素流动的国家授权。人才签注、科研资金跨境、资料出境等边界事项，需国家科技部、海关总署、外汇管理局、移民管理等部委授权与细则；我提的＂白名单＋负面清单＂＂认证通行证＂，要以中央层面跨境资料负面清单试点为先决条件。

其四，向西开放＂三点一线＂与绿色算力底座。需广东、新疆、前海的制度介面，以及国家能源局、南方电网的输电安排（2026年完成的清洁能源输电强化工程）。

多赢机制的核心为＂互补而非替代＂。我设计的＂四通要素清单＂——跨境双币母基金扩至500亿量级、河套IP港、高端人才签注互认、10家中试平台，与人大建议的＂内地企业北都服务视窗＂，共同构成多赢的＂工具箱＂：母基金解决＂钱跨境＂、IP港解决＂知产确权＂、中试平台解决＂成果跨境转化＂、服务视窗解决＂企业跨境落地＂，串联起＂研发在香港—中试在河套—量产在深圳＂的价值链。香港以普通法与资金通道取＂制度溢价＂，深圳以制造与中试取＂规模溢价＂，中央以授权与平台取＂战略锚定＂，三方收益结构正交、互不挤占——可持续的多赢，正源于这种正交性，而非口号式的＂优势互补＂。这里有个规律：专家建议的＂被采纳度＂与其＂所需协调层级＂成反比。所以，对需中央与深圳协同的领域，要作为长期议题持续跟进，别期待首份规划一次性兑现。

六、新机制新理念新生态：把共识延伸到实施期

这次五年规划最深层的方法论收获，是新理念、新机制、新生态的成熟。＂求异存同＂＂不求同质但求咬合＂＂穿老鞋走新路＂＂超级发起人＂＂借道＂，在规划中获得了制度性回响。

新机制方面，＂统领—落实—预算—述职＂四位元一体，是香港治理史首次把中长期战略与年度执行、预算、问责刚性绑定，也是对我闭环管理建议的最高层级吸纳；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以法定形式授权精简程式、重点产业半税或5％优惠、环评AI提速，共同构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骨架。

但要提醒一句：新生态的＂骨架＂已立，＂血液＂尚待充盈。尽管100亿港元贷款额度、重点产业税收优惠、片区市场化开发已现杠杆雏形，但成果转化基金、概念验证资助、IP港与中试平台的资金配套尚未落地。没有早期资金，院校与科研机构的成果仍难穿越＂死亡之谷＂。下一阶段政府投入，应从＂搭台＂走向＂注血＂。

社会共识是易碎品。规划编制期逾百场谘询会、收集逾1.7万份意见，体现了＂开门编规划＂；但共识不能止步于谘询，须从编制期延伸到实施期——以早期收获让群众＂可感＂、中期评估让社会＂可验＂、透明述职让公众＂可信＂。我隐含对＂泛政治化＂与＂社会撕裂＂的忧虑，而澳门＂以民生投入凝聚共识、避免泛政治化陷阱＂的经验，值得借鉴。

持续发力，需要三件事：以常态化深港协调委替代一事一议、以2029年前后中期评估对冲不确定性、以早期收获维持信心。我的过渡框架被压缩，意味着管治团队在缺乏长期规划经验下直接进入全面实施，既是机遇也是风险。

结语：穿老鞋，走新路

规划不是终点，而是深港协同从＂民间推动＂走向＂国家战略引领＂的新起点。它把我们这些念了三十年的＂求异存同＂＂三区融合＂的参与者，第一次写进了国家叙事。作为在深圳河边看了大半辈子潮水的人，我愿继续做那个＂提问题、给抓手、守防火墙＂的角色——把社会共识从编制期延伸到实施期，把政府投入从杠杆化深化为生态化，把持续发力从机制文本转化为节奏能力。穿老鞋，走新路；这双鞋，是＂一国两制＂的底色，这条路，是深港共同的未来。

（作者为深港澳科技联盟顾问、深港科技合作促进会创会会长、深圳市科协原专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