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斌：点睛之笔绘蓝图 治理开创新篇章

文｜吴志斌

9月16日是香港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与2026年施政报告同步亮相：前者确立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前瞻性目标和策略性方向，后者提出本年度的政策执行细节、具体工程和资源安排。正如香港特首李家超所作的比喻，五年规划是“将一条龙的眼睛点出来”，每年施政报告则是“将龙画出来”。一谋长远、一抓当下，两者相互衔接，共同塑造香港系统性治理的新范式。这种“长期蓝图加年度施工图”的组合，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这份五年规划也给香港政府出了一份关于治理水平的新考卷：特区政府能否从应对眼前问题，进一步转型为一个能够统筹长周期发展、具备战略思维和前瞻性的政府？

首份五年规划共七篇、28章，全文强调巩固提升香港四大中心地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紧迫性，要求深化大湾区及北部都会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并指出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统筹安全与发展、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必要性，进而提出保障五年规划实施的核心机制。五年规划并不是政府多了一份新文件，而是应对现实问题的必要之举，这尤其是因为香港面对的许多问题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香港自回归以来形成的年度施政模式具有高度灵活性，能够根据当前经济和社会环境调整政策，但其短板同样显而易见。尤其是住房短缺、土地使用紧张、人口老龄化、产业转型和科创突破瓶颈等长期且具周期性的难题，难以在一年一轮的施政报告中得到系统、持续推进。特别是面对一些需要跨部门解决的大问题、大工程，如何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形成多部门、多领域的“组合拳”，早已超出年度施政报告所能涵盖的维度。

笔者认为，无论对香港政府还是香港社会而言，五年规划都是一份在思维转变、社会共识和政策行动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首先，五年规划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不干预”理念，与有为政府的有效介入并不相互排斥。两者可以实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动态平衡，重新厘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科技革命加速、区域竞争风起云涌的当下，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资本积累逻辑，必然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使产业转型、土地、住房等深层次社会问题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对投资者和科创者而言，五年规划能让他们看清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径。正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所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能让投资者和市场“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正因如此，香港不会放弃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也不会取代企业作出抉择。相反，政府要为市场提供方向指引和制度保障，让资源得以更加有效地配置。

其次，五年规划的底色并不是被动跟随国家发展步伐，而是恪守“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定位，让香港发挥自身主动性，把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视为发挥香港独特优势的平台和机遇，也视为自身应承担的责任，在支持国家宏观战略的同时，为香港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动能。但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政府是一个整体，而非相互分散的部门。换言之，香港要以一个整体融入国家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打破固有的部门壁垒，将五年规划落实为涵盖政府年度考核、跨部门资源调动和具体责任追踪的系统性治理链条。例如，北部都会区既涉及科创平台搭建和人才吸引，也涉及基础设施配套、民生住房及土地环境协调。这就要求政府在统筹大局的同时，促使不同部门协调一致，并加强对外协作。这是对政府治理技术和能力的一大考验。

最后，笔者认为，无论政府还是市民，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五年规划的蓝图绘制完成只是一个开始，更不是政府业绩的“成绩单”。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交给香港和国家的一张“新考卷”：政府施政要从“今年做什么”提升至“五年后要成为什么”，从“思考未来五年如何做”迈向“在五年内办成更多实事好事”。政府规划自上而下，但如何衡量和评价规划的实施成效，则需要自下而上，由市民充当“阅卷人”：公屋轮候时间是否缩短？青年是否拥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渠道？医疗服务是否更加便利？市场投资者是否更有信心？更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期虽为五年，但对其实施情况的评估应具备时效性，并根据项目进展有的放矢地调整政策和开展问责，让社会各界成为规划实施的重要参与者、见证者和考核者。

作为一份在广泛听取市民意见、举行各界咨询会后编制而成的规划，五年规划是全港社会共同探索香港前景的成果，是香港优质民主的体现，更是“一国两制”在治理实践上的又一里程碑。如果说“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是规划制定的底色，那么民生冷暖就是检验这份规划实践成色的试金石。

（作者为安徽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侨联委员、资深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