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两制”台湾方案需统筹内外维度

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田飞龙（中评社 海涵摄）

中评社北京9月12日电（记者 海涵）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12日在北京一场座谈会上表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仅要处理台湾回归后的治理问题，也涉及重构中国与世界制度性关系。方案设计除了考虑内部治理性的权力安排以及台湾民心回归，还应充分考量外部风险以及回归后的台湾如何与世界建立新的制度性关系。

“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及有效治理座谈会12日在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行。座谈会由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香港“一国两制”青年论坛、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二十余位深耕两岸关系、港澳事务、法学、政治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

田飞龙表示，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际上回应了“九二共识”中“两岸共谋统一”的问题，为两岸共谋统一指出了框架、方法和路径。

他认为，今天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既是在回应“两岸共谋统一”的问题，也是在思考中国以何种方式与世界相处。

田飞龙指出，以往关于台湾方案的讨论中，外部关系维度仍显不足，即使涉及外部关系，也较多集中于反介入、反干预，而对统一之后中国、台湾与世界如何相处、如何来往关注不够。

“如果回来的台湾面临西方整个体系性封锁，我们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绝对不是成功的。”田飞龙认为，成功的标志并不只是“回来”，还包括怎样“高质量回来”，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封锁、制裁和切断给台湾以及整个中国带来的影响。因此，应思考如何争取世界多数国家支持、认同中国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谈及和平统一与“非和平”问题，田飞龙认为，不应简单陷入“和统”“武统”的二元话语框架。界定“和统”“武统”的标准应更多看最后时刻，而不是过程。他认为，统一过程中武力可以发挥施加必要压力、塑造必要态势的作用，关键是如何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福祉，并使统一过程同时成为国族重造的过程。

田飞龙表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话语和理论体系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两岸学界应跳出一些习惯性、未经反思的概念和话语，为两岸统一的最大利益创造概念、组合概念，进一步构建有关两岸统一的自主知识体系。

对于港澳实践对台湾方案的借鉴意义，田飞龙认为，港澳台是“一国两制”的不同实践场景，既有共同之处，也面临不同条件和风险挑战。港澳经验对台湾具有部分可借鉴性，但不能简单照搬。

他指出，台湾问题面对的外部环境以及台湾自身的特殊性，与港澳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台湾方案必须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应结合大陆、台湾与世界之间新的发展格局，以及全球分工体系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构造。“这绝对不是上个世纪80年代设计港澳‘一国两制’可以简单类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