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嘉丽：社交媒体真的会毁掉孩子吗？心理学界如何看？

文｜洪嘉丽

社交媒体已经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围绕它的担忧也日益升温：媒体和舆论把社交平台形容为“电子鸦片”；各地政府则开始以立法回应——澳洲在2024年通过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美国佛罗里达州限制14岁以下儿童开设帐号；香港社会也在讨论应否规管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耸动的比喻和严厉的法案都很吸睛，但两者都不等于科学结论。家长真正想知道的问题其实很纯碎：孩子沉迷社交媒体到底会不会出事？但如果禁止他们使用，是否又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社交？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先看看心理学界的研究怎么说。

社交媒体＝电子鸦片？

面对矛盾的结果，科学家手上有一件梳理证据的工具：“元分析”，又称“统合分析”（meta－analysis）——把同一研究问题的多项研究数据集合起来，重新统计，有如法庭参照多位证人的证供，而非只听一家之言。这类方法一般被视为证据等级较高的研究方式。2024年，剑桥大学Fassi及其同事在《JAMA Pediatrics》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的元分析，研究共采纳约110万名10至24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行为数据，探讨有关行为与焦虑、抑郁等内化症状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之间仅存在统计上显著但微弱的关联，微弱到学界称之为“小效应”。

微弱是什么概念？2019年牛津大学Orben与Przybylski根据35万名青少年的数据，发现社交媒体使用最多只能解释青少年幸福感差异的0.4％。他们形容这个关联“负向但微小”，强度“不足以支持政策改变”。《Scientific American》报道这项研究时用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比喻：使用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与吃马铃薯差不多，甚至比戴眼镜的影响还小。

2025年，Ferguson及其同事综合四十多项研究后指出，现有证据整体上不足以断定社交媒体使用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害，并批评有关领域的研究普遍存在方法缺陷，例如受访青少年容易猜到研究目的而影响作答。香港大学Benjamin Becker教授2023年发表的一篇文献综述也指出，有关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调查几乎全靠受访者自行报告上网或使用时间，而人们往往错判时间的流逝——连“用了多久”这个基本数据都不准确。更关键的是，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是同一时间点的调查，只能显示相关性，不能论述因果关系：到底是社交媒体令人抑郁？还是情绪低落的青少年更依赖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早已是青少年社交生活不可或缺的平台，他们在此建立友谊、参与话题及建立群体归属感。Hancock等人2022年的研究发现，使用社交媒体虽与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存在微弱相关性，但也与社交连结感呈正相关性。清华大学心理学系2024年曾进行一项探讨线上与线下社交的作用的实验研究，研究发现不论线上社媒还是线下实体社交，两者都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当线下社交不足时，线上社交可以发挥补充作用，线下社交同时有助缓冲社交媒体负面体验对情绪的影响。换言之，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社交确有其帮助，线上与线下社交取得平衡，才有利于心理健康。

失控，才是危险的信号

相比起使用时间和频率，学界也关注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PSMU）才是影响心理健康的关键。2022年Shannon等人在《JMIR Mental Health》发表的一项与“失控、渴求、影响日常生活等成瘾性使用特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指发现，PSMU群组与抑郁、焦虑、压力的关联达到中等强度，是非PSMU群组的两至三倍。2025年，Zhang等人发表在《PLOS ONE》的研究则指出社交媒体成瘾与错失恐惧症（FOMO，Fear of Missing Out）的关联最强，与焦虑、抑郁也有中等关联，并与较低的自尊相关。

如何界定合法使用年龄？

各国和地区设定的使用社交媒体年龄门槛并不相同，法国、丹麦拟采用15岁以下作为门槛，澳洲英国、加拿大则等采用16岁，欧盟、新加坡则计划进一步下调年龄限制至13岁以下。除了年龄门槛，也有国家和地区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分龄，例如新加坡提出13岁至17岁青少年实施限制，包括每日使用上限、禁止“无限滚动”（infinite scroll）功能等。

围绕年龄门槛争议，美国心理学会对此持保留态度。学会2023年的健康建议指出，没有数据显示青少年在某个特定年龄后就不受相关风险影响，是否适合使用社媒应视乎个体心理发育成熟程度，而非单一年龄界线。2024年的后续报告进一步指出禁令在执行上的局限，包括年龄验证涉及证件储存和私隐外泄的风险，同时制造“过了某个岁数就安全”的错觉。

结 语

回到标题的问题：社交媒体真的会毁掉孩子吗？本文引述的学界研究普遍对此有所保留。实际上社交媒体与心理健康、情绪问题及精神疾病之间的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而目前心理学界对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定义、引申问题的界定、研究方法与指标的设置等仍存在争议，政府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时，除了回应相关持份者的倡议和关注外，也应更全面地检视医学和科学证据，尤其进行本地研究。

（作者系是清华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