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郑深迪：“一国两制”的创新实践

文｜王振民、郑深迪

《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已经公布实施。与前两个五年规划单独编制实施、与同期的国家五年规划无直接关联不同，这部统领澳门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澳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举措。同样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已结束咨询，可望不久公布实施。澳门、香港与国家五年规划对接、制定本地五年规划是“一国两制”的创新实践，符合“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一国两制”从未改变

“一国两制”的重要初心和本意，就是允许国家的一些特别地方，具体而言就是香港、澳门、台湾，长期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单独“开灶”，过自己习惯的资本主义生活。为此，1996年3月制定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纲要（1996－2000）明确提出：“‘九五’期间，我国将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自基本法的规定，在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其现行社会制度不变，享有高度的自治，并成为中国的单独关税地区，实行财政独立，继续保持自由港地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纳入中央政府的规划。”

“九五”计划同时强调：“保证香港和澳门参加国际双边和多边经贸活动，继续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澳门同内地在经济上更好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香港、澳门稳定繁荣，也有利于内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国家首次在五年计划（规划）对回归后香港、澳门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进行表述：“一国”之下的“两制”，既区分又关联。从“十二五”规划（2011－2015）开始增设港澳专章，但“九五”计划这一权威表述所体现的“一国两制”原则，得到此后历部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遵照执行，从来没有变，未来也不会变。

回归祖国后，香港和澳门前所未有地获得国际认可、法律保障的高度自治。特区发展不纳入国家规划，国家也不代替特区作规划，国家五年规划不对澳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做指标性安排，只做原则、地位确认和表达支持、合作的立场；两地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不“开户”，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也不纳入国家统计，保留两地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上的单独“户头”和离岸地位，在国际上单独统计、单独排名。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即基本法，授权两地自行负责管理本地经济社会事务，是否编制规划由两地政府决定。回归以来，两地政府没有辜负中央信任和重托，切实承担“当家人”和“第一责任人”职责，有力推动特区发展，保持繁荣稳定。

对接国家就是对接未来

必须看到的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早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我国的贡献率已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最主要增长源。新时代以来一度年均达38.6％，个别年份达40％，超过全部G7国家总和，当前仍维持年均约30％高位。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伙伴。我国拥有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还有很多个世界第一。

因此，很多国家都努力把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同中国对接，希望搭上中国的便车，与中国经济发展深度捆绑挂钩、共同发展。与中国对接挂钩，就是与国际、与未来对接挂钩。故此，澳门、香港不与身边“经济巨人”对接，与谁对接？又与谁对接方能获得最大发展动能、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那么多国家都跑到北京解决各自经济发展难题，港澳近水楼台，为何不来？

澳门、香港作为“中国的单独关税地区”、单独经济体，其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国”之下并行的不同体系，这是“一国两制”所要求和保障的。但两地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即便在回归前也与内地无法分割，本来就有天然联系，开展了很多合作、协调。今天，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下，两地把自己的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做到“不纳入”但“对接”，与内地协调联动，特别是在大湾区架构下澳门与横琴一体化发展，两地与粤省九市协同，完全合情合理，完全符合基本法，有利于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强化“内联”、打通内地，不仅不影响“外通”，反而更加有利于“外通”，有利于澳门、香港成为内外兼修、四通八达的“超级联系人”。这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本来就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一国两制”的又一伟大创新实践，必将为澳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打通“任督二脉”，带来不尽源头活水，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形成有力配合、增光添彩，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澳门贡献、香港贡献。此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特区五年规划仍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范畴

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刻板印象是，社会主义强调计划或规划，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强调市场，政府不做计划或规划，让社会“自由自在”发展。其实，在实践当中，我国早在1993年就已修改宪法，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搞计划经济，从“十一五”开始把“计划”改为“规划”；近年来更加强调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再看资本主义各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带头放弃了早期自由市场经济，各种规划、计划不断通过立法、行政等手段出台，政府日益强化对市场的干预，甚至把“看得见”的手伸向市场微观领域，泛化“国家安全”干预企业产供销各环节，导致全球大市场大受影响，有些领域已经支离破碎。可以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没有不搞计划或者规划的，没有政府绝对不干预经济的。　

今天再拿是否有规划来定义和区别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早已不合时宜、不合事实，很不科学。当今世界找不到完全不管经济、把经济社会发展完全推给市场“滑西瓜皮”的政府，同时发挥“两只手”的作用才是常态。两种制度相互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借鉴才是人间正道。社会主义早已解放思想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应当可以解放思想尝试搞规划。　

澳门、香港资本主义根深蒂固，历史悠久，长期奉行传统自由资本主义，但亦植根华夏大地和中华文化，带有浓厚本地特色。过去，两地政府强调“无为而治”，基本不管经济，政府不设专责统筹推动经济发展的部门，回归以来的高速发展除了自己努力，主要是随着世界和内地经济繁荣而“水涨船高”。对澳门而言，这一方面实现了资本主义长足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博彩业一业独大，经济结构长期过于单一，多元发展举步维艰。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引导，经济适度多元永远可望而不可及，仅靠市场力量不会自动实现。香港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破局，特别是发展科技新兴产业，也得同时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　

通读澳门“三五规划”文本，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念贯彻始终。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得到同等重视，做到了“两手抓”。香港的咨询文件也如此。相信随着五年规划的全面实施，两地将与国家一样，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澳门“三五”规划的编制实施，是香港、澳门特色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发展，对做好做强特区经济、建设好香港特色、澳门特色资本主义意义重大，也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新示范，树立了新标杆，具有国际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与国家的五年规划在性质上不同，港澳特区制定的五年规划仍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范畴，是资本主义的规划，丝毫不改变港澳的资本主义性质，两地不会因此“社会主义化”、不会“内地化”。国家层面坚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国两制”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基本法规定的所有制度安排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对香港、澳门的明天充满信心和期待！

（作者王振民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郑深迪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本文分别于8月20日、21日分两次发表在《信报》“时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