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北部都会区：双重另类位置的优势与代价

文｜王缉宪

关于北部都会区（北都）的讨论，这几年不算少。土地够不够、产业选什么、程序快不快、KPI能否兑现，甚至未来的楼价，各方都在讲。这些讨论有一个共同点，眼光都放在香港自己怎么做上面。北都放到更大的地理与制度格局里，究竟处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反而少人关注。

我想换个角度看：比较环境。所谓比较环境，是指上位政府所刻意设计、与周边地区不同的另类环境。百多年前中英谈判造出殖民地香港，国务院一纸文件成立了深圳特区，这些都不是本地努力的结果，却决定了一个城市相对于周边的独特位置。从这个角度看，北都最值得留意的，是它同时处在一国两制与经济特区这两个上位决策的交会处。这是个双重另类的位置。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

香港被形塑过三次

香港历史上有过三次典型的形塑。第一次是1842年，中英条约把香港变成华南对外贸易的殖民地门户。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1980年深圳特区成立。这一次香港本身没有变，变的是它周边的环境。香港渐渐从中国唯一的窗口，变成首要窗口。相对位置变了，功能也就变了。第三次是1997年，《基本法》确立一国两制，香港成为主权中国内部的制度另类体。

北都算不上是第四次，因为与前三次不同。前三次都是一项上位决策在起作用，这次却是香港特区政府自己选择向北发展，它导致这个特区的‘亚区’决策落在了“两制”的地理边界区。这是关键所在。

三个尺度上看北都

从香港内望，北都是开埠以来，第一个由特区政府主动规划、面向北而非面向南的大尺度都会区。约300平方公里，规划的人口250万、就业岗位65万。港英时期作为缓冲地带的新界北，如今第一次被赋予都会功能。香港过去一直有新市镇的建设，但在城市尺度上，这是香港第一次不再以维港为中心。

放在港深之间，北都是一国两制与经济特区在物理空间上唯一的交会区域。河套、罗湖、落马洲、深圳湾、莲塘、沙头角一连串口岸，加上与福田、南山、前海面对面的布局，形成香港最北端的特殊格局：跨越制度边界从深圳核心区一小时内直达，这里第一次成为可以想象的日常通勤空间。

放在大湾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公布之后，北都从香港的边陲，变成湾区的枢纽节点。它与前海、河套、南沙、横琴共同构成湾区的多中心格局。深圳这几年空间战略讲的「南提升」，恰好与香港的“北都”对接。港深两城的空间战略，第一次出现这种对称性。

对照两个跨境都会

这种叠加位置有多罕见？拿两个常被类比的例子对照就清楚。

圣地亚哥—蒂华纳（San Diego–Tijuana）。美国和墨西哥两个主权国家、制度落差很大，但上位政府介入很浅。美墨联邦层级没有一套跨境都会的统筹规划，两边的整合基本靠市场和人口自发完成。高落差、弱介入。

新加坡—柔佛（Johor）。跨两个主权国家，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单方面设立经济特区来对接新加坡。但新加坡是城市国家，并没有相应的边境都会战略。跨主权、单向介入。

港深不一样。同属一个主权，却有两套制度，而且中央对两边都有直接的定义权：既给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框架，也给了深圳特区的身份。北都恰好是这两套上位决策在物理空间上的交点。这个组合，全球唯一。这既是它的分析价值所在，也解释了为什么北都无法简单照搬别人的经验。

北都手上有什么牌

双重另类的位置能带来什么？三张牌。

第一张牌是制度。普通法、自由港、独立关税区、资本与资讯自由流动、联系汇率、国际仲裁中心地位。这些东西构成北都区别于湾区其他地方的根本外壳。前海拿到再多政策授权、横琴获得再多制度创新的空间，都没办法复制这一整套制度基础设施。这不是哪届政府的功劳，是《基本法》给的。

第二张牌是地理。北都与福田、南山、前海面对面，多口岸体系已经加密，规划中的北环线支线还将接入皇岗口岸。从沙头角到福田的直线距离，比从元朗到中环还短。跨越普通法与大陆法边界的交易成本，在这里压到了全球最低。但形成这个优势的前提是进一步开放南向跨境通勤和信息流动。

第三张牌是时机。《基本法》、《大湾区规划纲要》（2019）、《前海方案》（2021）、《河套规划》（2023）、国家十四五规划陆续出台，形成一个罕见的多层上位决策协同期。北都真正的优势，不在于它握有多少单项政策工具，而在于这个政策组合本身，全世界独一无二。

但双重另类也是双刃剑

有了三张牌，并不等于北都可以躺赢。双重另类这个位置，内含几个结构性的张力，已有的公共讨论谈得不多。

先看内部距离。北都离深圳近，离中环远。从元朗、粉岭去中环的通勤时间，可能比从福田口岸进入深圳市中心还长。这带出一个尴尬的现实：制度这一面的载体，也就是港岛的金融、专业服务和高端人才存量，跟地理这一面的场域，也就是北都，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优势不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双重另类的内部裂缝，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成本。

再看人力这一环。本地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偏好港岛和九龙就业，愿意北上生活与工作的比例其实不高。如果转而依赖输入内地人才，又会碰到一国两制下的签证、居留、税务、专业资格互认等一连串制度摩擦。制度另类性既护住了香港的独特价值，也抬高了跨境人才配置的边际成本。护城河，同时就是玻璃墙。

最后是制度创新的门槛。反观前海、横琴，因为由中央直接授权，在大陆法体系里做加法，制度创新的空间反而更大。北都的制度创新要走香港的立法程序，路径依赖很强。稀缺的位置，稀缺归稀缺，却同时抬高了创新的门槛。这是双重另类的第二个代价。

换一个尺度看就不一样

那么，这个既有物以稀为贵的优势、又有结构张力的位置，究竟该怎么理解？我想关键在于，换一个尺度来看。

从单一香港的角度看，北都与中环的距离是劣势。但如果把港深视为一个功能上正在整合的都会区，北都恰好处在这个大都会的几何中心。同一件事，换一个尺度来看，劣势就成了优势。这一步视角转换，本身就是双重另类这个位置要求我们做的。期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可以落墨于此，定下维港与北都的铁路衔接布局。

北部都会区真正的意义，也许不在于香港自己怎么把它做起来，而在于两套上位决策叠加之下，一个全球独特的边界都会空间如何被定义、被运用。1980年，蛇口证明了离香港近可以是决定性优势。2020年代的北都，要证明的是同时处在两制介面之上，同样可以是决定性优势。

四十年前，深圳靠的是离香港近。四十年后，北都靠的是在两制之间。与其把北都当成香港的边陲来补短，不如把它当成港深的实体互动平台来谋划。用不用得起来，就看这一代人是不是看得懂手上这副牌。

（作者系大湾区香港中心研究总监、香港大学地理系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