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重温潘恩人权与理性的经典之声——《人的权利》与《理性时代》再版补记

文｜田飞龙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的《人的权利》与《理性时代》两本译著是我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攻读宪法学博士期间翻译的，其中《人的权利》由我独译，《理性时代》与徐维博士合译。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启蒙时代鼎鼎大名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潘恩一生风云际会，深度参与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并对英国政治改革与社会运动起到重要影响。潘恩与同时代英国保守主义思想大师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巅峰论战与对话，标定了启蒙时代左翼思想与右翼思想的关键坐标，在学术与政治上影响深远。尽管我后续的学术与政治思想逐步发展成熟，并对保守主义思想更有领会和倾向，但潘恩思想的启蒙之效必当铭记，且构成我内在学术思想的必要张力和丰富性的重要来源。2011年的译事属于重译，是学术训练的阶段性成果，当时热情洋溢地写下万字长文作为后记。2025年上半年，湖北崇文书局的黄显深编辑联系我希望再版并进行适当修订，我欣然应允。

回想当年，翻译并研究潘恩的政治思想，特别是其民主思想、人权思想与理性宗教思想，是我攻博期间学术阅读与训练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我选定的博士论文主题是政治宪法学和政治宪政主义（Political Constitutionalism），聚焦宪法学理论谱系中的主权、制宪权与民主宪制。潘恩关于人的权利的基础性论证丰富深化了启蒙时代的人权理论，对宪法学与政治学的理论发展均有重要推动作用。潘恩关于理性宗教的神学辩驳和论述，展现了他的启蒙思想的彻底性和激进性，并对西方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及其制度化展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潘恩的思想著作是人类文明史和现代思想史的重要成果，不仅深度融入了西方启蒙思想的整体脉络并有力推动民主革命和人权宪制的发展，更是对世界各民族的政治现代化与人权保护起到思想指引作用。潘恩的政治思想具有清晰性、连贯性、系统性、批判性与激进性的突出特征，如闪电划过夜空，带来思想的深刻穿透力和久远的回响。

在启蒙思想家的群像中，潘恩是一个“另类”，既有当时代启蒙旗手的思想穿透力和创作热忱，又有对西方文明与宗教根底性张力的深刻反思，更有为了普遍价值与民主事业颠沛流离之辛劳与贡献。严格而言，他没有单一的“祖国”，民族、主权与国家利益无法束缚和限定他的自由灵魂和人类关怀，他更像是为人类自由解放而生的思想斗士，一个典型的“世界公民”。支撑起他的自由灵魂与世界公民人格的，恰恰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价值符号：人权和理性。

人权是西方文明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标志性价值，对西方自身的现代政治法律体系与全球化的基本制度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塑造作用。尽管人类不同民族和文明均对人权有所思想论述和制度探索，但人权的“元价值化”、思想体系化和全球制度化，是在西方启蒙运动及其全球化进程中完成的。潘恩的《人的权利》就产生于这一进程。启蒙思想阵营充满张力和矛盾性，这是西方现代思想学术的重要特征与活力来源。潘恩的人权理论有非常强的思想与政治论战性质，重点针对柏克《法国革命论》中的保守主义人权观进行犀利批判，同时又追溯文明与社会史脉络中的人权轨迹及其规范性，试图奠定人权理论的历史哲学基础。潘恩人权理论兼具时代论战的斗争性与思想建构的规范性，不同背景与需求的读者可以从中各取所需，均可作为潘恩思想的“听众”和“知音”。《人的权利》是潘恩政治思想成熟的标志，其思想性和规范性要高于早期作品《常识》、《危机》等，并由此奠定潘恩在人权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家地位和影响力。

理性特别是理性宗教论，是启蒙时代激进主义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神学在前现代的基督教“神圣主权”体系下具有至尊地位，科学与哲学均无法与之匹敌。但到了启蒙时代，神学宣扬的基督教教义理论就日益受到理性主义的质疑和挑战了。这种思想张力早就潜伏于西方古典时代，古希腊的理性哲学与基督教的宗教神学之间存在传承关系，但更有竞争性张力。启蒙时代对“黑暗中世纪”的思想与政治批判，对文艺复兴的知识重建与扬弃，很大程度上是对古希腊理性哲学的回溯与发挥，接引的正是西方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这一传统高扬人的理性本质、理性推理能力与理性自治能力，具有反基督教的自然神论倾向和民主政治取向，在其激进化版本中存在对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内在批判甚至颠覆。潘恩的《理性时代》就属于此类作品。潘恩是非常“天真”并极度“较真”的启蒙思想战士，他的“真”以人的理性为内核与方法，无法容忍宗教神学之“善”的“伪善”，并一意孤行地加以批判和揭露，以便将启蒙主义的理性事业推到极致状态。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的激进主义，就不仅大大超出了启蒙思想家群体的有节制、有纪律的整体队形而显得异常突兀，更是惹恼了与他有过深交和共同奋斗过的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元勋。这就使得潘恩晚年在思想与政治上日益“孤立化”，曾经的同道友人与他保持距离，彼此无法相互说服，隔膜日深。这一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晚景一方面凸显了潘恩作为启蒙思想家与民主革命斗士的思想彻底性与政治激进性，另一方面又折射出启蒙主义在思想与政治上的“隐秘”限度，即与传统神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终极和解与共存属性。潘恩“天真”地以“理性”名义跨越了一切界限，清晰彻底，求仁得仁，不惜羽毛，不计当时功利，倒也十分可敬可爱。

再版修订过程中，重读潘恩关于人权和理性宗教的文字，仍感觉十分亲切和备受启发。经典是人类思想长河中的灯塔，需时时回望，时读时新。2011年版出版以来十余年间，我从北大在读博士转身投入到高校，先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从事宪法学、港澳台法治、涉外法治、民族与共同体法治等范畴的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学术思想与政治立场亦由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逐步转向温和的国家主义者，译著和专著亦触及到保守主义思想脉络，并历经学界分化与时代精神变迁的考验、挑战与塑造，而趋于一种自我理解与认同的学术格局。在政治宪法学的学术探索中，在“一国两制”与港澳台法治的立法、司法案例与国际法律斗争中，在民族与共同体领域的立法与涉外法治交流中，人权始终是关键议题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2023年调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之后，我连续承担《人权法学》、《人权思想史》等本硕课程，培养人权保障方向研究生，并担任中央民族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积极参与国家人权理论研究与外宣交流工作，与人权的缘分越来越深。

西方对人权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作出重要贡献，但人权思想和人权事业不限于西方，是属于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和共同责任。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人权法体系，特别是《世界人权宣言》及一系列涵盖自由权、社会权与集体自决权在内的、各文明与各民族互鉴贡献基础上的人权思想谱系和人权治理秩序，已大大超越潘恩人权思想和西方人权框架。这使得我们可以站在更高的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高度审视西方人权贡献与局限，并对潘恩人权思想的激进性与实践限度有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但无论人权思想与人权制度如何变迁，潘恩对人权的思想与实践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需声明，再版修订得到中国法制出版社原编辑周林刚博士、崇文书局编辑黄显深先生、合译者徐维博士及我的若干研究生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别致谢。回想潘恩，曾经的译事情缘并非偶然，再版亦非偶然。特别希望再版的潘恩著作能够对学界、社会与各层次学生深刻理解人权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价值中枢作用并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体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起到思想指引与知识支援的独到作用。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