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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鸣:自由市场作主体,前瞻规划非指令

特区政府6月时公布了一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这在一向标榜自由市场不搞计划经济的香港,是一个新生事物。

文|雷鼎鸣

特区政府6月时公布了一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这在一向标榜自由市场不搞计划经济的香港,是一个新生事物。

文件中第2页虽有宣称“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但自由市场与政府角色的关系从来都是经济学中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在港要制定“五年规划”,究竟会把香港经济推上更高一层楼还是会埋下祸根?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水火不相容?在某些条件下会否相辅相成?

先从理论上探索这些问题,再看看实践中的证据。250年前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了《国富论》,对自由市场机制有著深刻的分析。驱动企业生产大众有所需求的产品并非一定因他们道德高尚,处处想著为人民服务,而是他们抱著追求利润的目的。人民努力工作,是因为如此一来他们收入可上升,改善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在自由市场机制下,社会恍如有一双“无形之手”推动著各种交易,并把资源最合理地配置起来。自由市场的运作不用倚靠参与者的无私奉献,私利足以使一个个企业、一个个劳动者都成为自带动力的引擎,把经济搞上去。另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大众并不需要对市场有深入的了解,企业只需盯著产品的价格及生产成本,有利可图便多生产,无利便退缩。消费者也不用到处搜集资料,价格负担得起便可考虑购买,太贵则少买一点。这些简单的资讯要求及操作,却足以把一庞大的市场支撑起来,并达致最高效的资源配置。

资本家贪婪非市场机制之错

有说市场机制可造就资本家,他们若足够贪婪,会使其国家衍生出帝国主义,到处侵略,剥夺别国资源。我们要指出,这并非自由市场之错,而是人性中的贪欲所致。我们更应注意为何西方社会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不断产生出一些侵略成性并常常要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客,把注意力放在自由市场机制之上,是放错了地方。

有了自由市场,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还有没有用处?这要看是甚么样的计划。若政府官员在办公室中搞搞数据,用电脑分析甚么东西要多生产一些,甚么要少一些,并下达指令要市场跟从,多半会出事,因政府对企业的生产能力及成本,与消费者的偏好,很难掌握到准确的信息,更有甚者,人民往往有诱因隐藏与自己利益有关的资讯,政府以错误的资讯去做计划,自然会出事。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国家处于战争或备战当中,政府及时作出适当计划,效果却往往比市场更好。在一些大型的战略项目中,例如内地要搞“南水北调”,又或通过“一带一路”与各国通商,没有政府的推动,都恐难成事。

我们再看看历史,中国在解放后,搞过多次五年计划,经济也逐渐变成指令经济,城市人民“做又36,不做又36”,农村中则在人民公社吃大锅饭。这期间,虽有人民付出的巨大努力,造出两弹一星,人均寿命亦显著增长,但在70年代中期经济濒临崩溃。苏联也用计划经济,全国有些商品奇缺,有些则无人问津,经济终斗不过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美国而终于被肢解了。这又引致西方国家高度兴奋,以为她们的制度已是历史的最终点,其他人等只能向他们学习。

激励企业精神非改造成雷锋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却是对市场与政府的相处之道另作处理。“黑猫白猫”论包含著大智慧,中国大幅释放出市场力量,整个80、90年代都在发挥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人人要找钱,致富光荣,而且中国搞韬光养晦,这正如《易经》乾卦中“潜龙勿用”的智慧,市场经济颇大幅度地取代了计划经济。到了九十年代,经济也许已到了“见龙在田”的阶段,颇有睇头。千禧年之后因已参加了世贸组织,市场经济发展更盛,经济增长率更快,中国已是“或跃在渊”。

到了今天,已开始进入“飞龙在天”的初阶,带动经济的主要力量是市场中的民营企业,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比亚迪等最成功的企业,清一色的全都是民企,不是国企。不过,经济与国力厚积后,我们却不可忘记凡事不能过度,要有居安思危之心,“亢龙有悔”正提醒著我们。美国90年代时如日中天,都是不懂“亢龙有悔”的智慧,继续到处欺凌,今天则衰象已呈。

从上所述,我认为香港搞“五年规划”是可以的,但却应以自由市场为主体,港人的企业精神一定要激励并维持下去,这与计划并无排斥。内地计划经济的比重比香港为高,港人可视内地的“五年规划”为影响香港的条件或机遇,想办法适应及利用。香港自己的规划是要制定目标,并找出到此目标的路径,当中要最大化地利用市场力量。在可见的将来,爱国精神仍未足以成为港人推动经济的动力,追求合理的私利更加重要,若把港人改造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香港的经济动力恐会油尽灯枯。

北都拓大学医疗科研顺应市场

北部都会区的发展方向,可给我们不少启发。在未有经济基础之前要求地产商多在此投资,是不切实际之事,不会有足够积极的成果,但开发高等院校、医疗服务及科研却是顺应市场力量之事。美国排华,香港有大量吸纳人才的机遇,但人才来了,到甚么地方落脚?大学是最好的第一站,人才熟悉了环境后可再参与高新科技及医疗的发展,但大学要有财政力量才能接收这些人才。要有财政力量,大学便要扩容,大量招收内地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学生,以其较高的学费支撑大学的扩容,这发展方向符合市场经济也符合经济规划。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学士,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大学院士)

责任编辑:王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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