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色印记

文｜图 吕晓露

年愈八十，心心念念要去一次重庆。之所以如此我执，是因为我们工作过三十多年的《新华日报》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一脉相承，也就是说重庆的《新华日报总馆》是今天的《新华日报》的主要根脉。寻根之行，謀划多年。

之前，我与老伴在女儿的陪同下，乘东航航班飞抵重庆。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毛泽东曾在这里进行了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周恩来曾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同反动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邓小平曾在这里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当年，重庆涌现了大批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共产党人，他们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凝结成“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红岩革命精神，举世传颂。

岩下探报馆

驾驶员席师傅听闻了我们要去当年的《新华日报》，毫不犹豫的把我们送到了位于渝中区民生路240号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该处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地位十分重要，但这里并不是我们要找的《新华日报总馆》。席师傅多方打听，终于弄清了“总馆”在化龙桥的方位。“我在化龙桥住了多年，怎么就不知道当地有个报馆呢。”他喃喃自语道。

原来，《新华日报总馆》是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重新修复开放的。

驱车在嘉陵江畔疾驰，行至化龙桥地段，经过一条不知名的下坡便道，我们走进位于虎头岩下一个山沟里的重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写有《新华日报》四个大字的大门门匾，首先映入眼帘。编辑、记者和印报师傅们的工作地点，以及食堂、发行部等，就在几幢竹木、土木结构易简的夹壁建筑里。大院里还分别有一个篮球场和幼儿园的遗址。山坡上面的防空洞里则是印刷厂，为的是一旦遇上日军轰炸，也不影响报纸出版。

非常巧合的是，我们到达“总馆”的那天，有当地数百名企业员工前往总馆旧址参观学习，正在我们与总馆工作人员商讨是否跟着当地的员工听讲解时，总馆管理团队的负责人白双全先生过来了。知道我们从南京专程赴渝寻根，他亲自陪我们参观并作介绍。当我提出想找一个高点拍一张全景图时，他陪我登上防空洞洞口外面当年供员工休息的一幢小楼的二楼，打开办公室的窗户让我拍摄。他还告诉我们，之前曾有报社老同志的孩子到访总馆。他希望，“让红岩精神走出重庆”。

白双全先生陪我们边参观《新华之光耀华夏》专题展，边作介绍。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创刊号出版前夕，在报社召开的全体职工大会上，董必武曾形象地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嘴巴。”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10月25日，《新华日报》迁至重庆继续出版。

1939年，“五三”、“五四”两次敌机大轰炸，毁坏了报社在市中区的房屋，报馆被疏散到了近郊化龙桥虎头岩下的山沟里。在那以后的每个不同时期，《新华日报》都根据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当时的具体情况坚持出版发行。

1941年1月11日下午，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和红岩、曾家岩的许多工作人员，都聚集在报馆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会。周恩来在会上惊闻皖南事变的消息，他意味深长地激励大家说：“同志们，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1月16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报馆撰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抗议敌人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及时印成传单散发。1月17日，《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报道和评论员文章，被当局禁止刊登。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指示将这二十五个字印在被“开天窗”的版面位置。18日，《新华日报》出了内容不同的两份报纸，一份是大量印刷的冲破当局新闻检查而刊出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报纸，另一份则是用其他消息补被扣文章送检的报纸。这一天《新华日报》的发行量比平时增加了四倍，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及时大白于天下。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到《新华日报》总馆、《新华日报》营业部看望工作人员，并在《新华日报》总馆接待文化新闻界进步人士。他还高度评价《新华日报》：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

1947年2月28日，《新华日报》被敌人强行封闭。当时，报馆正在印刷2月28日的报纸，刚印完第一张，即被当局封闭没收。工作人员冒险把印完的一张报纸抢出来。如今，这张报纸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新华日报》自创刊起前后工作9年1个月18天，共出报纸3231期。

听着白先生的介绍，　看着展厅陈列的一张张照片，以及一件件的文物，我们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我们还先后参观了排字房、浇版室、防空洞等旧址，深入了解《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的奋斗历史。

应白先生邀请，我们观看了一段时长五分钟，循环播放的《抗战岁月》影像，他告诉我们，影像为美国一家媒体于当年在新华日报拍摄，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画面。他还风趣地说：“影像里，那一位年轻的铸字师傅的发型打理的真酷，比时下的青年人还讲究。”观看一个个报馆员工当年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画面，我们赞不绝口。

“防空洞即将修复，幼儿园也会重建。”白先生对我们说。

烽火岁月中的《新华日报》，书写了一段不朽的历史，将永远镌刻在我们的记忆里。

岩上歌英烈

登上位于重庆西北郊的歌乐山，探访了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关押的革命者的白公馆、渣滓洞。在被革命者们称为“两口活棺材”的看守所里，我们听介绍，看遗址，品读“爱国、团结、奋斗、奉献”的红岩革命精神，受益匪浅。

原来，1939年秋，国民政府军统局选中歌乐山下白公馆作为看守所，后又霸占渣滓洞煤窑改设为看守所，还强占一些民宅作为关押“特别政治犯”的秘密囚室。一度，这片约四平方公里的地方成为关押、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人间魔窟。与白公馆相连的戴公祠，便是秘密囚室之一。

走进戴公祠，首先遇见的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的雕像，以及他俩的革命事蹟纪念馆。

拾级而上，新中国年纪最小的革命烈士“小萝卜头”的雕像出现在眼前。他叫宋振中，出生后刚八个月，即与母亲同时被捕入狱。由于在狱中缺乏营养，他身体瘦弱，显得头大身小，被称为“小萝卜头”。因年幼，行动相对较自由，常机智的为难友们传递消息和送东西。狱中的长辈们曾为他编写课本，制作学习用具，教他学习文化知识。他非常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但在1949年9月6日这一天，年仅八岁“小萝卜头”跟着父母，与杨虎城将军父子一起，牺牲在了眼前的松林坡上。

据介绍，在小萝卜头八岁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到了长辈送的一支红蓝颜色的铅笔。他一直舍不得用，只在妈妈面前写下了“大、小、多、少”四个字。解放后，当人们挖出小萝卜头遗体的时候，发现他那已腐烂的小手里还紧紧地握着那支红蓝色的铅笔。

注目雕像，我们怒不可遏，连一个八岁的孩子都不肯放过，毫无人性的特务，罪不容诛。

我们还来到杨虎城夫妇的雕像前默哀，寄托哀思。杨虎城遇难的遗址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白公馆地处歌乐山山腰，地形险要而隐蔽。1939年被改为军统本部的看守所后，大门终年关闭，只留了一扇侧门供人进出。敌人把原来的十余间住房改为牢房，地下储藏室改为地牢，防空洞改为专门审讯拷打革命者的刑讯洞。重庆解放后，白公馆还曾作为西南战犯管理所继续使用了4年的时间。简单的说，就是它的身份发生了一次戏剧性地反转，成为了共产党关押国民党特务的监狱。军统特务的多个头目都曾作为战犯关押在这里。

距白公馆二点五公里的渣滓洞看守所，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势险峻。江竹筠、许建业、何雪松等二百多名革命烈士当年就关押并牺牲在渣滓洞。

看守所的外院，有特务办公室、刑讯室等，保持原貌。进入内院，我们看到了16间男牢和两间女牢，以及不大的放风坝等。在关押过江竹筠、马秀英、邓慧中等16位烈士的女子牢房里，我们观看烈士们的遗像和生平介绍，感佩不已。

左绍英，是地下党的交通员。她被囚禁在渣滓洞监狱中后，严守党的秘密。对她这个即将临盆的孕妇，特务们使用了极刑，致其早产，生下了女儿卓娅。尽管孩子被敌特编入了狱中的编号401，但狱友们都将这孩子叫做“监狱之花”，希望她能在恶劣的条件下，好好活下去，看到黎明的到来。在1949年11月2日大屠杀当晚，左绍英冲到最前面，想要用自己的身体挡机枪。就这样，左绍英带着当时还不到周岁的卓娅，一起倒在了血泊中……

走出渣滓洞，俯瞰那一片灰色的牢房和布置在四周的碉楼，我们多么希望烈士们当年能够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享受新中国的明媚的阳光。

如今的歌乐山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血雨腥风，烈士的尸骨也早已化为坟头上的青草。当年在歌乐山牺牲的革命者大部分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都有着自己爱好的生活，但是他们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们更懂得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们将他们誉为“红岩英烈”。

《红梅赞》的歌声，在耳边回响。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已经成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博物馆所属的革命遗址，有54处之多。

江畔颂周公

位于嘉陵江畔的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是一座两进院、三层高的建筑。1939年2月，邓颖超以周恩来的名义租下了一、三层和二层东侧部分房屋，作为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城内的一个主要办公地点，对外称“周公馆”。

周公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对敌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哨阵地。南方局文委、妇女组、军事组、外事组均设立于此，由此开辟了我党在南方的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经传达室，我们走进了周公馆，首先看到的是南方局十三位领导成员的介绍，其中南方局常委有周恩来等六人、同时七位还有委员。南方的十三个省、市、区和海外党组织都归南方局管辖。当时，周恩来要求所有同志如六月风荷的品质，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走进当年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处，看到保留下来的书柜、办公桌，以及躺椅、台灯、硬板床、素色被褥等设施，觉得非常亲切。周恩来当时既是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南方局的书记，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常常往返于重庆，延安等地，连日奔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为了民族的大业，领导南方局坚持与敌人作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办公室的外墙下面，有房主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挖的一个防空洞。当时，周公馆大门外有很多特务监视，我党同志要来此汇报工作就非常的危险。后来，周恩来让人把防空洞打通到嘉陵江边，所以它既是防空洞，也是我党同志进出的通道。

周公馆的饭堂里，保留着当年的厨具、灶台和餐桌等，周恩来等曾在此招待过柳亚子、张澜、黄炎培等各界知名人士。1941年，为了庆祝雾季公演的成功，周恩来亲自下厨，烹饪红烧狮子头，邀请一些文化界人士来聚会的故事，被广为流传。

登上二楼，我们来到了董必武当年的办公室。董必武是当年中共方面派驻重庆时间最长的一位南方局领导，他在1958年11月重返曾家岩时，曾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八年抗日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对“三打维支”，董必武作了解释。他说，这是英语“三明治面包夹火腿”的译音，在环境上是国民党特务把“周公馆”包围了，但在周公馆里面我们却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的一、三层，就同面包夹火腿一样把国民党夹在中间，戴笠像邻居一样住在周公馆的右边，国民党派了许多特务监视“周公馆”，但是他们却一无所获。

在吴玉章的办公室里，我们了解到，1946年5月，周公馆成为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吴玉章担任四川省委书记。1947年2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警包围了新华日报和中共在重庆的公开机关，面对反动军警的武力扣押，70高龄的吴玉章一方面大声斥责他们的盗匪行为，同时坚守阵地，寸步不让！3月4日，国民党重庆当局最后被迫同意用飞机送中共机关近三百人返回延安。

走出周公馆，回望耸立在广场上的周恩来雕像，我们想，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峥嵘岁月的记忆，是用鲜血与智慧写就的革命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