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做好三件事

文｜王缉宪

一直习惯以年度施政报告谈未来的香港，如今要做首个五年规划，是承认一个现实：香港不再只是单独计划自己一年后的日子，而是要在国家整体发展的时间表里，为自己找一条较长的路线。五年不算很长，但足以做三件应该认真做的事：一是巩固并升级香港的国际性；二是把城市更新做成宜居与城貌保育的合奏；三是让北部都会区成为新经济与制度试验的空间支点，而不是另一个口号式新区。这三件事看似分散，其实都指向一个问题：香港要在怎样的制度和空间格局中生活，并在怎样的角色下服务国家与连接世界。五年规划如果有用，就应该先把这个问题问清楚。

国际性：从标签回到制度运行质量近年谈香港国际性，很多讨论落在排名和标签上：金融中心、航运枢纽、旅游城市等等。这些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香港能否维持国际性优势的，不只是功能指标，而是制度运行质量。用我在另一篇文章提出的框架来看，香港的国际性可大致分成两个维度：一是功能方面的国际性，二是规范与规则方面的国际性。功能国际性说的是实际连通能力：航班和航线网络、资本与货物流动、专业服务、信息与人才的跨境流动。这些指标上，香港至今仍然在国际城市中保持前列，尤其在航空转机、专业服务配套方面，仍有明显优势。问题在另一头：规范与规则型国际性，即法治、公平竞争、制度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以及与国际制度的接轨程度。这一维度决定国际参与者愿不愿意因长期避风险而来香港，而不只是短期交易。谈到这里，很自然会联想到一国两制。在五年规划的语境下，「一国两制」是确保国际性的制度空间：让香港在同一国家主权框架下，保留高度的经济与法律制度延续，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独特窗口。既是说，香港的国际性，本质上是一种「制度接口型」国际性——在国家整体道路之上，为国际资本、企业和人才提供一套可理解、可预期的规则系统，让他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可以先在香港试水，再在整体制度之下展开更大规模的布局。这样表述有几个好处。其一，它把香港的国际性与国家整体发展方向连接起来，而不是设计成一个彼此对峙的故事。其二，它让我们可以用较坦然的方式谈法治、专业自治和规则稳定性，因为焦点放在「运行质量」而不是抽象价值对决。其三，它提醒香港政策制定者：五年规划里真正要做的，是提升制度运行质量，而不只是维持几个国际排名。如果把五年看成一个可操作的时间段，我会把国际性方面的任务，概括为三条：第一，让金融与专业服务的规则升级，真正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包括绿色金融、人民币跨境使用、国际争议解决机制、海事和航空仲裁等，香港可以把自己定位成「中国式全球化」中的专业节点：既懂国际规则，又懂国内制度语言。这需要在监管、法律制度和专业标准上，有一套清晰的中长期路线，而不是每年微调一次口号。第二，把人才与教育做成国际与内地之间的双向通道。官方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构想，如果能与现有高等教育体系相连，便可以把香港做成国家在亚洲的新型人才测试地：一方面吸引国际学生与学者，另一方面为内地新一代创新人才提供国际接触与制度磨合的场域，让国际性不只是金融楼宇的故事，而是整个知识体系的故事。更活跃和开放的学术研讨环境带给香港的，不只科学理论进展和创新产品，更可以使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中国相关研究领域领先内地和海外。第三，改善城市软环境，让国际性回到日常生活。从语言环境、公共信息、文化空间，到跨境生活便利度，这些看似琐碎，却直接决定国际人才与机构愿不愿意把香港当成日常基地。五年规划如果只谈硬件，而不谈这些细节，就会错过国际性最实在的一面。

城市更新：宜居与城貌保育的同一条路第二件必须认真做的事，是城市更新。香港和不少内地城市一样，面对老旧小区、房屋老化、基建需要更新。但香港的特殊之处在于：土地紧张，城市记忆浓厚，「香港印象」，不只是美学问题，而是这个城市的价值。过去香港的城市更新，往往被理解成一种提高容积率的过程：把棚屋唐楼拆掉，换成更高更密的楼宇，附带少量公共设施，形成基本小区。这次五年规划，相关部门可以顺便更新一下设计理念。宜居和保育，不仅是为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间，更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部分。欧洲城市里的维也纳，是一个值得香港参考的例子。维也纳的老城，并没有被改造成一片玻璃塔，而是保留了街区骨架、街巷尺度和公共空间的比例，让居民仍然生活在维也纳，而不是一个陌生的大型展览馆。同时，它把部分新经济功能——办公、会展、创意产业——放在前机场等旧工业空间改造区，形成「新功能带」，减少对老城生活的压力。老城做宜居与文化承载，新区做创新与集聚，两者互相支撑。香港当然不能简单复制维也纳，但可以学习几个原则。其一，城市更新应该尽量以街区为单位，而不是纯粹以地块为单位。街区层面的更新，可以同时考虑混合用途、公园和公共设施配置，让居民在生活圈内有更好的步行、公共交通和社区服务，而不只是多了几栋更高的楼。其二，保育与更新的制度设计要结合，而不是互相抵消。旧建筑、街景与市场，可能需要保育，但同时也需要安全、无障碍、通风采光等的更新。五年规划可以明确提出一套「保育＋更新」的标准，鼓励在维持街区氛围的前提下，提升居住质量，包括人均居住面积底线的提升，和让旧城不变成「博物馆」，而是可以真正住得舒服的地方。城市更新中还有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减少碳排放。「香港2030＋」在这方面已经有长远考虑。那么，是否有些内容在五年内可以落实？例如，香港的大学在降低能源消耗的新型玻璃方面有突破，是否可以尽快应用到香港的楼宇建设和更新中？城市更新是第二条主线，但又和第一条主线密切相关：宜居城市本身，就是国际性的一部分。一个国际机构考虑是否把区域总部设在某城市时，不只看办公楼有多高，也会问：这里的年轻人愿不愿意长期生活在这里？如果香港能在未来五年里，把旧城更新做成一个宜居与记忆并存的样板，那么它就会多出一种非常实在的国际性：新一代人才期待的、高标准的生活国际性。

北部都会区：新空间支点，不仅是科创园第三条主线，是北部都会区。这个词近年已经被谈得很多，官方文件也提出了不少目标：新国际创科城、深港双城合作、新通道等。因为谈得多，这一部分我不浪费笔墨，只强调两点：一是北部都会区应扮演的角色，二是它如何与前两条主线交叉。角色方面，我倾向把北部都会区视为「新空间支点」而不是单一功能园区。深圳周边已经存在大量创科园区和产业基地，如果北部都会区只是多一个科创标签，很容易落入同质竞争。香港真正的优势在于制度、教育、专业服务和国际接口，北部都会区如果能集中这些优势，就不必在硬件上和深圳比谁的园区更大，而是在制度与人才上形成互补。其中，大学城是值得认真发展的方向。北都的构想，如五年内形成具体布局，便可以做成深港知识与人才走廊：实验室、联合学位课程、研究中心、孵化器从香港北部串连到深圳的制造与应用基地。这样的空间结构，不仅有利于创科本身，也有助于把香港的国际性从港岛与九龙的传统CBD延伸到新的地带。与前两条主线的交叉，在于两点。其一，北部都会区可以帮助老城「卸载」一些高强度的经济活动，把部分高端办公、科研和物流功能移到新区，让旧城更专心做宜居与文化承载。这样的分工，使城市更新更有余地，也使新区不只是单一用途园区，而是有实在内涵的都市组合。政府以身作则，将其部分功能北移，应该是第一步。其二，北部都会区本身可以成为制度试验的场域。包括土地使用模式、跨境通勤安排、科研资金管理、人才签证以及多方式公共交通（包括跨境）畅顺衔接方式等，如果能在这里做出一套更灵活又可监督的试验制度，会更具体地体现「一国两制」在政策层面的优势，而不是只停留在宪制文字。这一点，对香港和深圳而言，都可能是未来五年的重要合作方向。不过，一定要小心，不能套用不合适的大政府型的发展模式。

成熟城市的规划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规划说到底，如果五年规划的核心，是要回答未来五年要改变或者保持的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三件事——国际性、城市更新、北部都会区——就会变成一场重新定位香港的社会工程。作为一个设市180多年的发达城市，不能把五年规划仅仅作为一个传统思维中的经济发展规划来做，必须充分考虑它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为国家承担之与众不同的角色。国际性，是香港为国家做对外联通的制度窗口，是一国两制的质量体现；城市更新，是香港对市民生活品质的承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在空间和制度上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特别是深圳的新支点。五年时间不算长，但足以让香港在这三条路上走出实际的步伐。希望港人和港府冀这次规划过程，不仅仅是汇集已经有想法，还能整理出一个有轻重缓急的行动纲领，一步步踏上一条前往更具活力也更宜居的＇新古典＇香港之路。

（本文原版为繁体，2026年7月13日刊登于香港《信报》「缉步成章」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