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立威
雄安新区考察调研所带来的启示,既关乎一座“未来之城”的崛起,也关乎特区如何在新阶段推进社区改革与地区治理现代化。6月上旬,随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赴北京及雄安新区考察,从京畿重地到国家级新区,短短行程中所见所闻,折射的是国家战略布局的深谋远虑,也是城市治理范式加速变革的缩影。对正处于“由治及兴”关键阶段的香港而言,如何从雄安经验中汲取有益借鉴,已不仅是观察视角的问题,而是现实治理命题。
首先,雄安新区以规划引领、全域统筹,为国家级新区建设树立了“谋定而后动”的样板。新区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把整体城市格局、功能布局、生态空间与公共服务统筹纳入一张蓝图之中,宁可在规划阶段“多花时间”,也不在建设阶段“走弯路”。在启动区与容东片区,可以清晰看到道路与综合管廊、市政设施优先入地,地面空间则更多留给绿化、步行与慢行系统,“城在林中、人在景中”并非宣传口号,而是可触可感的现实图景。这种对长远负责、对空间精打细算的城市观,恰恰是传统粗放式开发的反面,为香港在推进新发展区域、优化旧区重整时提供了重要参照。
其次,以数位化、智慧化为支撑的精细治理,构成雄安这座“未来之城”的坚实底座。在城市计算中心,“数字孪生城市”让灯杆、井盖、管廊等城市基础设施具备了“数字身份”,海量即时资料汇聚于一体,为应急管理、交通调度、管网维护、社区服务提供了精准支撑。从经验管理走向资料驱动,不仅提高了决策科学性,更显著提升了城市运行的透明度与可预见性。在社区层面,依托网格化管理和线上平台,“发现—上报—处置—回馈”的闭环流程,使居民诉求可以在手机端一键反映,并在规定时限内获得回应与评价。这种“让资料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的治理方式,体现的是国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的主动变革。
再次,服务下沉、民生优先,是雄安社区治理最具温度的一面。在回迁安置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内,社区食堂、四点半课堂、便民裁缝铺、共用工具间等设施一应俱全,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居民,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对应服务。通过民情恳谈会、民情档案和“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独居长者、困难家庭等群体被持续纳入重点关怀视野。与医疗机构合作开展上门体检,看似“小动作”,却精准回应了老龄化背景下的现实需要。这种从“有没有服务”走向“服不服用”“服不服气”的精细化理念,实质上是把民生工作做到了情感深处与生活细处。
与此同时,雄安在产城融合、创新驱动上同样展现出鲜明特色。中关村科技园一批空天资讯、人工智慧等新质生产力企业相继落地,园区提供从注册审批到融资对接、人才公寓的全流程配套,努力实现“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的产业生态。职住平衡、产城一体,不但增强了城市的经济“硬实力”,也通过缩短通勤距离、优化生活半径,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与城市黏性。城市不再只是“工作的地方”或“睡觉的地方”,而是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协调统一的综合载体。
对香港而言,雄安经验的价值,不在于简单模仿,而在于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寻找制度对接、路径创新的契合点。当前,特区正积极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优化十八区地区治理架构,完善区议会功能,组建关爱队,加强民政事务处及地区办事处的统筹能力。若要真正提升地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把“规划思维”“数位底座”“服务下沉”“产城融合”这些现代治理要素,有机嵌入到香港的社区改革与基层治理实践之中。
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香港完全有条件借鉴“数字孪生”与统一民生平台的做法,以现有电子政务为基础,整合跨部门资料和地区资讯,构建一站式民生服务与投诉处理系统。关爱队、区议会、政府部门可通过同一平台接收与跟进居民诉求,实现案件流转的视觉化与时限管理,将原本分散、重复、断裂的流程,打造成责任清晰、过程透明的闭环。
在治理架构与机制方面,亟须进一步理顺地区各类主体的权责边界,强化跨部门协同。可在保持现行制度框架稳定前提下,引入更严格的“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配合民政及青年事务相关部门的统筹角色,使“谁来管、管到哪、管到什么标准”为公众所明晰。通过常态化的地区联席会议、专项工作小组,形成“有人拍板、有人协调、有人督办”的运行格局。
在社区服务精准化方面,应充分发挥关爱队和社福机构的网路优势,把“入户走访”真正做成常态制度,建立动态民情台账,对长者、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士、单亲家庭等群体实施分层分类服务。通过在屋邨与街坊层面布局便民服务点,提供家电维修、衣物缝补、健康检测等“微服务”,用小成本撬动大民心,让居民切实感到社区不是“管理物件”,而是“共同家园”。
更为重要的是,要在绩效评估与公众参与上同步发力。建立面向地区服务的满意度调查和公开评估制度,把居民评价纳入关爱队、区议会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考核之中,透过适当管道向社会公布结果,让公众感到意见“有人听、有人理、有人改”。在这方面,雄安“居民评价—部门整改—回访核实”的机制,为香港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操作范式。
雄安新区的实践表明,现代城市治理的核心,不只是“建多少”“管多少”,而是能否以系统思维统筹空间、产业、民生与技术,能否把国家战略与百姓期待结合起来。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愈加清晰,只要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在制度框架内积极吸收、转化内地在城市治理上的成功经验,完全有条件在社区改革与地区治理现代化上迈出更坚实步伐,为“爱国者治港”夯实最广泛、最稳固的基层基础。
(作者为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南区区议员)
香港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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