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中美北京会晤的全球政治经济非凡意义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顺利举行。

文｜田飞龙

2026年5月13及14日，中美元首北京会晤顺利举行，从各方资讯、焦点、立场与互动来看，是中美关系史上“最为平等”与“最为震撼”的双边谈判。与中美第一次贸易战相比，中国更加有底气，更加透彻理解自身的地位、实力及谈判策略，以完全平等、平视和可持续竞争的态势面对美方一切挑战和压力。这是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与世界治理大国地位的成熟姿态。中国作为主场国，尽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国际交往的平等从容。

从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中美绝对实力差距逐步缩小，对华贸易战、关税战效用递减，多场地缘战争纠缠消耗甚大，无力逼迫中国就范，加之中期选举压力陡增，其内部催生出一种新的对华“接触主义”。这一新接触主义，不是尼克森式接触主义的简单回归和翻版，而是美国对中国大国地位与全球治理协同资格的承认与尊重。为了这一份承认和尊重，中国等待了许久，付出了许多。

两国元首确定的中美关系新范式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规范内涵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是中国对中美关系新范式的理性与建设性思考和倡议，是接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探索与塑造。尽管美国不大可能完全认同这一新范式，对其规范性内涵的理解与执行也必然是各自表述与各行其是的，但至少双方均认可了中美应当有一种新关系，应当维持战略稳定并对世界事务共同承担责任。

中国因其文明基础、经济体量、政治韧性和贸易战对等资格，已经成为美国全球霸权的“例外”，成为与美国真正平等的国际法主体与主权行为体，成为与美国具有规则博弈资格与能力的负责任世界大国。但中国并不是一个数量上新增的“列强”，而是批判和超越“列强主义”的文明大国，是一切列强的道德批判者和政治终结者。中美的双边与全体系互动，不是美式霸权范式对中国的渗透诱导，而是中国自身文明与政治理想的“天下”式投射。中国所求者，天下王道，迥异于美国惯常的霸道。但王者与霸者并非不可共存，国际政治的丛林状态与全球治理的规范缺陷决定了，中国的“新天下”理想（“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需长期面对、应对和化解来自美国之世界帝国霸权的体系性挑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最敏感、最重要问题，历来都是，今日尤甚。这一问题事关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东亚溃疡面与地缘最敏感点，事关中国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的最关键指标与民族共同体的最基本尊严，事关中美建交与全球合作的政治信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晤中特别提出了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其一，“最大公约数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必须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其二，“极端冲突论”即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是中国外交传统中“以柔可刚”、“先礼后兵”思想的体现。台湾是大陆主权领土一部分，在国际法与宪法上均确凿无疑。无论是“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宪制传统，还是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现代国际法传统，均支持大陆对台湾完全行使主权、治权和管辖权。

美国利用二战后冷战格局与地缘冲突缝隙对台湾进行实质性的势力范围控制，甚至以“台湾牌”进一步损害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种将自身霸权凌驾于中国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上的行为，中国一贯反对，此次更加旗帜鲜明。总书记的涉台论述，本身构成国际政治上的战略警示，如美国不能做到“慎之又慎”，“处理不好”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就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什么是“十分危险的境地”？那就是中国基于自身法律和国家利益判断进行的一切自卫行动。从中美冲突的历史经验来看，美国是经历过并理解什么是“十分危险的境地”的。这种险境是美国现存霸权无法承受的。这种以战略警示和底线思维逻辑对美直接宣示意志和力量，绝不是挑衅美国，而是对称互动，消除资讯误判和单边盲动，是对“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建设性构建行为。

当然，我们需要客观看到，这种战略警示的效用可能是有限的：其一，美国对华鹰派与新冷战势力仍掌握相当强大的政治实力和决策影响力，“台湾牌”不可能轻易交易或放弃；其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核心诉求是经贸互动与中期选举成绩单，不是中国国家统一议题，可以在台湾问题上给“面子”，但很难给“里子”，解决台湾问题绝不能寄希望于美国让步或成全；其三，日本因素从地缘政治结构上严重困扰两岸统一进程，也牵制到中美全方位的全球治理互动和东亚新平衡格局塑造；其四，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极其顽固，且存在“棋子变旗手”的机会主义策略行为，郑丽文登陆能量的转化率不可高估。但无论如何，中国历来战略是“不可谓言之不预也”，我既言之在先，你若虚与委蛇，置若罔闻，我则正义决断，果敢前行。解决台湾问题只有进行时和加速时，无论美国是否阻挡均无济于事，但如美国顺势应天，中美关系的多领域合作与改善是完全可能的。

此次随访团包括了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经贸精英集团，他们是美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键塑造力量，也深刻影响了美国国家政治与外交路线。特朗普是交易型总统，与商业团体特别是新兴科技企业关系非常密切。这些美国商界精英不只是关心中国市场，更在乎中国科技进步与产业链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市场变革。面对“中国冲击”，任何以简单冷战式对抗、传统霸权式歧视抑或阴谋抱团式围堵，都是灾难性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因其“交易的艺术”与商人本性，在硬碰硬受挫后能够及时策略性调整，所受美国意识形态和全球主义霸权惯性思维影响相对较少，负担较轻，且他本人对美国建制派精英和民主党全球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是非常蔑视的，质疑后者的理性、正当性和有利性。这些构成了中美元首会晤的背景与基调，以及中国的主场主导性与美国的策略务实性。见者有份，参与特朗普随访的企业家多少都有礼包收获，这不是一般的商业份额，而是中国市场和未来全球市场的“战略投资”与“原始股份”。中美超级交易及其全球经济治理与秩序塑造意义，远超既往先例，是百年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要节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