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旗帜鲜明反对“台独”是中美与人类共同利益所系

反对“台独”是当代中美关系与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所系。资料图片

文｜田飞龙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法律战、文化战争甚至直接的地缘战争肆虐蔓延，无论是联合国国际法秩序还是美西方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都面临着共识破裂、规则断裂、冲突升级、风险叠加的“失控”态势。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德米特里·特列宁近期提出并阐释了“新型世界大战”这一概念，是对当代世界秩序失控风险与战争威胁的严厉评估和警示。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维护和平发展、阻断“新型世界大战”极端风险与人类文明重大灾难的最关键力量。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决定人类和平与发展前途命运的世界历史主体。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与决策高层经历复杂博弈斗争后看到的真相与共识。系统评估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点，总结人类战争史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维护大国关系及大国对人类的共同责任，必须高度警惕地缘极端冲突的火山式爆发。中美之间存在巨大的全球性利益合作空间，也存在涉及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广泛竞争，其中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涉及中美互信的根基与人类和平发展的关键。

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政治精神与外交智慧来看，中美两国充分认识到坚持“一个中国”立场、负责任共同管控台海冲突风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进程是中美两国的核心共识与共同利益所在。从国际法层面看，《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条款》等二战胜利的国际法文件完全确定了台湾光复与“一个中国”的国际法规范基础，这也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经历伟大的共同牺牲与奋斗得来的成果，应当共同维护和珍惜。从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根本不具备任何主权国家的国际法资格，只是中国主权秩序的一部分。从中国宪法与《反分裂国家法》来看，中国对台湾地区拥有毫无争辩的主权、治权和管辖权。中国的国家统一是民族复兴的必然指标，是国际社会高度认可和支持的国际秩序正义目标，负责任的美国领导人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加以反对和阻止。

然而，长期以来“台独”分裂势力利用冷战体系缝隙、台湾本土主义土壤和中美关系波动空间，在岛内煽动推进“法理台独”和“去中国化”，违背民族大义和二战后国际秩序，对外勾结有关外部势力遏制、阻断中国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已日益演变为中美关系与国际和平稳定的“最大毒瘤”。

反对“台独”是当代中美关系与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利益所系，也是中美承担负责任大国责任的关键指标：其一，中国的“大一统”信念与国家统一的全民族意志、中国式现代化积累的强大统一力量，决定了任何阻止中国国家统一的外部力量都必然要付出极端惨重的代价，美国的国家理性与现代文明属性决定了美国在涉台问题上与中国极端对抗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其二，二战后国际秩序与联合国体系是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人民奋斗牺牲的文明成果，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和平发展秩序框架，台湾问题在这一框架中已有规范性解决方案，美国没有理由和利益动机为了“台独”分裂势力的所谓“台独”目标而径行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付出“国际法背叛者”与“和平破坏者”的道德与政治代价；其三，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正在经历重大的结构性调整，特朗普总统最关心的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硬撑着“世界帝国”的霸权虚荣而极端消耗美国的软硬实力，反对“台独”是美国履行国际法义务、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及推动与中国开展全方位全球性事务合作的最佳切入点；其四，台海问题牵涉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斗争与多方主体，除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势力对此虎视眈眈并存在机会主义策略行动，妄图煽动中美对立对抗甚至陷入战争泥潭，对中美大国形象与实力进行极端消耗，并乘机抢夺地缘政治乃至国际政治的主导权，这是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的共同代价与结构性风险；其五，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一旦因“台独”分裂势力极端挑衅而陷入战争，不仅导致“新型世界大战”完全爆发，更会摧毁全球关键产业链与供应链，可能对中美乃至全球经济的可持续与发展韧性造成毁灭性打击；其六，“台独”分裂势力本身存在严重的机会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和非理性行动，不仅极端蔑视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法规范，极端挑衅中国宪法权威与国家统一意志，还试图以“棋子变棋手”的策略行动在道德和政治上“捆绑”美国为“台独”而战，这是极端不利于中美关系稳健发展及美国国家利益整体布局的。

总之，在中国既定的民族复兴进程中，反独促统已成为进行时，塑造祖国统一的大势是民心所向，也是国际秩序演变的大趋势。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曾以共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开启二战后国际秩序新格局，并在尼克逊时代开创的“接触政策”共识下逐步有效管控冷战风险和台海冲突风险，在新时代以来的“接触”转“遏制”的政策波动与博弈中尽管存在一定的斗争升级趋势，但也同时存在着管控极端风险共识下的战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理性意识与相向行动。中国有中国的文明传统、政治体制和核心利益，美国有美国的价值规范、制度选择和利益判断，作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和政治力量主体，中美两国有着太多的“大事”和共同议题、利益需要平等深入探讨与协同行动，也非常有希望以增量合作方式创造人工智能新经济形态下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美两国需要高瞻远瞩放宽气量和视野，共同站在人类和平发展的道德与政治高度，通盘、周全、负责任并建设性地探讨解决由台湾问题带来的极端冲突甚至战争风险，以旗帜鲜明的共同反“台独”立场与切实行动，彻底根除危及中美关系大局并可能诱发“新型世界大战”的“最大毒瘤”，创造中美和平合作的更优制度基础与更大发展空间。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