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与郑丽文一行人会面。(新华社)
文|田飞龙
两年前的“二次习马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及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实践倡议,得到两岸中国人的历史文化共鸣与实际行动回应。2026年4月10日,“习郑会”登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共识再次成为两岸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话语,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成为两岸心灵相通的通关密码,这种根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政治意识的认同是深层次的身份认同,是“台独”势力的所谓“自由民主身份”及其幻想的西方“祖国”殖民意象所无法篡改与扭曲的。习郑会适值大陆通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深度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际,以“民族一中”强化“政治一中”,不仅重新巩固了“九二共识”的政治认同基础,更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作为两岸中国人之间牢不可破的历史文化认同,为两岸完全统一提供最为深层和强大的民族共同体精神力量。
历史场景变幻莫测,国共两党恩怨情仇,但总离不开一个“中国”情结。1945年下半年,在抗战胜利初期战云密布的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大义回应国民党重庆谈判倡议,达成“双十协定”,但国民党政权背信弃义,悍然发动内战,站到历史和人民的对立面,最终成为政治失败者。2026年开春,在两岸关系“兵凶战危”之际,代表历史和正义的中国共产党诚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及其政治团队来京共商两岸和平发展与祖国统一大计,郑丽文主席克服重重困难与风险而来,最终凝聚形成习郑会的民族共同体共识和两岸相向而行的强大政治动力。这一次的国共两党因共同站到了历史正确一边,站到了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一边,有可能共同创造祖国统一的伟大历史纪录。这种可能性和这份未来荣耀,是属于两岸中国人的。重庆谈判的失败,是国民党反人民性的失败。习郑会的成果和希望,是共产党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和郑丽文领导的国民党“破冰”相向带来的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习郑会上的重要讲话,可视为2024年“二次习马会”的续篇,但更有历史性突破和政治破冰意义。十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的“一次习马会”,是两岸两党领导人的政治破冰行动,但彼时国民党遭受“太阳花学运”之本土极端运动冲击和遏制,已缺乏足够政治能量和清晰路线突破民进党“台独”势力重重围堵,所见虽难得但更属象征意义。马英九口述、萧旭岑整理出版的《八年执政回忆录》不乏马英九的局促与彷徨,而此次郑丽文登陆之前爆发的“法办萧旭岑事件”更是暴露出国民党内部撕裂、张力与仓皇无措。屈指算来,2016年蔡英文“全面执政”以来,国民党经历内部复杂裂变、分化和本土化转型,并持续遭受民进党“转型正义”之“多数暴政”和公权力镇压,其源自晚清革命与建国过程的民族大义与政治担当渐然消退,甚至引发“台湾国民党”之本土萎缩的担忧与奚落,后虽有洪秀柱、韩国瑜等人的政治奋起,但终究难以持久。国民党领导层与中坚层甚至出现了虚化“九二共识”、过度亲美亲日的倾向。在此政治极度凶险之境下,郑丽文的出现和破冰登陆,其对于国民党自身的民族大义与政治责任伦理的激发重塑,以及推动国民党重返政治竞争战场和祖国统一大业进程,意义绝不可低估。故笔者在郑丽文主席登陆前曾专门撰文予以肯定和期待,详见本专栏之《创造历史的可能性:郑丽文登陆的国家统一进步意义》。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此次重要讲话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与最终统一的逻辑主线更为清晰,也更具文化感召力和政治穿透力。讲话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开门见山,从“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切入,对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在中国国家统一、文明赓续与民族团结中的共同历史、共同责任和共同信念加以简明扼要的回顾与论断。总书记指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一论断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第一段关于中华民族历史观的论述完全一致,彰显了两岸统一在民族团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归属性和地位意义。总书记还进一步指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这里涉及到“国土”、“国家”、“民族”、“文明”的一体性与共同性,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序言第二段中明确规定为“大一统”信念。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两岸共同秉持守护大一统信念的意义上理解、规划和引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并最终走向完全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直面国际大变局和两岸危局,明确提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并呼吁国共两党和两岸同胞要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总书记提出了关于两岸关系发展的“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第二,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第三,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第四,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意见既是两岸长期和平发展的经验总结和政策延续,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在两岸关系上的积极运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21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两岸关系发展中如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国家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两岸同胞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同属中华民族、同是中国人的认识。”总书记的“四点意见”既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策指引,也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适用的原意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还就两岸社会制度差异给出了权威解释和疏导意见,试图破除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界对“一国两制”与大陆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误解和对立意识。民进党是“台独”政党,自然完全拒绝具有和平统一性质与功能的“一国两制”。国民党长期以来出于“反共”传统和正统性竞争的政治需要,也一直抵制“一国两制”,导致两岸之间长期维持在有“九二共识”但无“和平统一”实质合意与行动的状态,陷入“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主义泥潭。国民党内各路人马具体立场和利益或有差异,但在明确回应“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方案上则基本处于回避状态。包括郑丽文在内目前来看仍不可能正面回应“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与两岸统一议题。对此,大陆民间意见是非常不满的,但郑丽文本身在岛内与党内的政治处境、力量与时机甚至认知本身还未发展到足够清晰面对统一议题的程度。习郑会的对话交流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岸关系的终极期望表述为“团结两岸同胞,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而郑丽文主席的表述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开创两岸关系美好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间差距和差异,亦有某种“一中各表”之意味与遗痕,但或许已达到目前国民党与郑丽文主席两岸关系论述尺度之极限。新的共识空间如何拓展与突破,仍有待未来条件之凝聚形成。
郑丽文主席的对话回应清晰有力,但也有模糊性、余地和空间。其论述整体上明确肯定身份认同层面的“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人”、“一家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论述和意见予以正面回应和响应,这是非常重大的政治共识成果。同时,郑丽文主席明确肯定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对民族复兴与两岸融合发展高度认同和支持。当然,她留下了隐而不发的“统一”密码。客观上,说出“统一”二字超出目前国民党的党内与岛内政治极限,后果难料,郑丽文作为政治人物必须权衡度量,谨慎行事,毕竟要创造历史的可能性,不是口号和表态那么简单。进一步,或许包括郑丽文在内的国民党“登陆派”甚至留在台湾的各色泛统派势力,也基本上在内心中认可了两岸是否“统一”是由大陆承担主场塑造与主体行动责任的,岛内统派力量只是历史奇迹的助力而不是主角。国民党政治担纲者何时能够从容无惧地说出“统一”二字,或许两岸中国人“复归一统”的民族复兴共同事业就真正水到渠成了。
总之,习郑会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识,确认“九二共识”与反对“台独”,共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与心灵契合,其政治成果显著,“统一”的意涵与脚步声隐约其中。一方自信而言明,一方默契而隐衷,但真正的爱国者总会知行合一,坚定完成民族复兴的最后一跃:当代的大一统。有政治的“大一统”,才有两岸的“太平年”,也才有中华民族对人类和平发展的整体性贡献与文明新形态的前途。期待习郑会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识与祖国统一新局能够坚韧持久,汇聚人心,祛除鬼魅,再造光明。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教授,海峡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理事)
香港新闻社
有视界·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