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博物馆建设专家座谈会在沪举行

“一国两制”博物馆建设专家座谈会。

香港新闻社（记者 何芷晴）3月31日报道 春申潮暖，玉兰初绽。日前，一场关于国家记忆与制度文明的深度对话，在东西方文明交融的黄浦江畔拉开帷幕。由“一国两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与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一国两制”博物馆建设专家座谈会，在上海隆重举行。

“一国两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副组长吕英杰、一国两制博物馆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荣维海，华建集团总裁沈立东，华建集团副总裁周静瑜，华建集团资深总建筑师邢同和，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董事长姚激，上海市政总院副总裁秘志辉及市政交通院执行董事胡程等出席。

座谈会还特别邀请到学界权威代表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名誉院长饶戈平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教授、香港新闻社总编辑刘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肖伟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倪外等，以及来自北京、香港、上海、江苏等地的顶尖法学、传媒、经济、文博及军事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博物馆的建设定位、展陈叙事及文化传播进行了战略研讨。

与会专家紧扣“一国两制”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国两制”与文明交流互鉴、“一国两制”的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和“一国两制”博物馆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四大核心议题，结合各自研究领域畅所欲言，为博物馆建设贡献真知灼见。

华建集团总裁沈立东致辞。

建筑设计：以“柱础”为魂，构筑国家地标

会上，华建集团总裁沈立东首先致辞。他表示，作为红色地标建设的“国家队”，华建集团曾主持设计中共一大纪念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龙华烈士陵园纪念地等。此次承接“一国两制”博物馆项目，集团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将秉持最高标准统筹设计与技术支撑，誓将其打造为彰显制度自信、凝聚民族共识的国家地标工程。

“一国两制”博物馆总设计负责人邢同和大师与刘智伟教授详细披露了建筑设计方案构思。博物馆单体设计理念概括为“八合四向，两制一心”为主要中心思想。追溯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家形式中的“柱础”为原型，提炼出“八角”形式布局，寓意国家基石根本的包容与博大。建筑主体以四根巨柱支撑，并以悬挑形态环绕两个巨大的体，是“一国两制”寓意的象形表达，传达“托举”和“拥抱”的之意，也是对祖国母亲怀抱的深深眷恋。也寓意一个中国核心与两种制度的和谐共生。

整体规划上采取“北馆南园”的传统布局，既契合北京中轴线的的城市文脉，又遵循绿色低碳理念。北馆“一国两制”博物馆形式尺度适宜，主馆底层设有9米高的公共礼仪大厅，南北贯通，未来可作为举办各类重要活动的场所；中间隔层设置各种特色展厅空间；顶部“回”字形中庭设置为可开合的屋面，将自然阳光和空气引入室内，绿色生态。

南侧是内庭院为中心的建筑群落，规划了全球数智传播中心、国际调解院北京中心、港澳中心及配套园林，丰富和完善一国两制博物馆的综合功能需求。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名誉院长饶戈平发言。

权威论述：从政治理念到物化展示的跨越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名誉院长饶戈平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建设“一国两制”博物馆是“功在千秋”的伟大事业，并高度赞赏发起者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他强调，这是一次将政治理念具象化、物化的挑战，本质上是“从阐释到展示”的飞跃，需要把一种治国方略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陈列，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饶戈平建议，展陈内容应区别于一般的政治宣传，宜更多以实物、事例阐明理念。他提出，可考虑将“一国两制”的实践历程归纳为三个时期：确立方针期（邓小平时代）：提出构想、奠定法律基础、完成中英谈判、掌握过渡期主动权；回归实践期（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实现港澳回归，落实“一国两制”，实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深入实施期（习近平新时代）：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完善选举制度，推进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这一关于历史分期的深刻论述，为构建博物馆的展陈逻辑确立了根本遵循。

多维视角：文化、教育与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

与会专家从不同维度为博物馆建设建言献策，认为该博物馆不应仅是政治制度的展示馆，更应是文化的殿堂与教育的基地。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肖伟光提出，应将“一国两制”博物馆打造为“国家级文脉工程”，作为承载国家记忆、塑造文化认同、推动国际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载体。他建议借鉴国家版本馆“一体多馆”格局，形成北京主馆与香港、澳门、上海等地分馆联动发展的“理一分殊”“月映万川”体系；融合故宫博物院经验，以实物承载记忆、学术支撑话语、叙事传递价值、技术扩大影响，建成集“政策陈列”与“历史叙事”于一体的文化殿堂。

肖伟光强调博物馆的“教化”功能，主张将其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馆校合作开发“一国两制”校本课程，打造青少年友好型教育平台。同时，他建议将博物馆建设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邀请外国使节、海外专家和来华人士参访交流，以“亲眼所见”替代“道听途说”，使其成为外国政要了解“一国两制”的第一站、认识中国制度文明的国际会客厅、国际社会读懂中国的重要窗口。他引用韬奋精神，倡导以“润物细无声”的柔性传播方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上海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倪外则聚焦于“一国两制”的国际传播策略。他指出，对外传播需要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以人为本的情感叙事，通过展示港澳居民生活变迁的微观案例，以小见大。倪外建议，博物馆建设应注重传播主体的多元性，积极引入民间力量和智库参与，并利用Tiktok等新兴社交媒体算法进行精准传播。他还提议借助香港国际化社会的优势，在博物馆建设中引入国际捐赠机制，并开展口述历史存证工作，广泛发动港澳台侨力量共同建设。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院院长助理谢佩宏博士结合其教学与研究实践，从微观视角提出了独到见解。她指出，当前针对港澳学生的国情教育，多侧重于历史文化熏陶与体验式交流，缺乏从“制度自信”高度对“一国两制”进行的系统性阐释。同时，内地学生同样亟需加强相关制度教育，此举有助于深化青年一代对我国国家制度及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理解。

为确保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谢佩宏建议着力提升其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一是优化展厅结构：科学规划常设展厅与临时特展的比例与布局；二是创新空间设置：合理设置静态展陈与动态体验空间，可引入剧本杀、互动游戏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三是丰富展品叙事：探索公共展品与个人展品的结合方式，重视征集与展出个人展品，通过展品与个体间的情感联系和叙事链接，引发参观者的广泛共鸣。

谢佩宏强调，“一国两制”博物馆具有展陈时间跨度短、内容动态发展、主题为政治制度三大鲜明特征。应针对这些特点，前瞻性地梳理可能面临的问题，全力打造中国首个政治制度类博物馆的原创模式。

国家重大课题组首席专家、上海大学全球企业传播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包国强则建议引入企业家精神元素，展示“一国两制”下的经济活力与民生温度。他认为，“一国两制”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沃土，应设立专门空间讲述港澳企业家依托制度优势打破边界、整合资源，以及反哺家乡、推动文明互鉴的故事，让博物馆成为“以商载国”的平台，展现制度的叙事温度与力量。

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发言。

专家建言：打造世界级的文化对话平台

中央民族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田飞龙指出，“一国两制”不仅是战略、制度和政策，更应上升到文化层面进行统合迭代。他评价此次设计方案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建筑，是一次巨大的范畴转换和传播创新。田飞龙特别强调，博物馆建设不能仅局限于中国视角，而应具备国际视野，挖掘“一国两制”在解决人类主权争端、地缘争端中的和平价值与制度智慧。他呼吁，除了项目规划与立项外，还需同步组建数字化团队与专家咨询团队，广泛引入知识、专家及港澳台侨力量，确保在2029年建国八十周年之际交出一份高质量的答卷，将“一国两制”博物馆打造为连接中国与世界、沟通不同文明、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心灵桥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教授建议，应将“一国两制”定位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设立专门空间展示其国际应用与影响。他提出，“一国两制”博物馆不仅要阐释好“一国两制”的理论与实践，还要展示好“一国两制”的精神内涵和器物。同时，他建议引入港澳及国际文博企业地区总部，丰富园区内涵。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孟维瞻曾在香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香港怀有深厚情感。他建议博物馆可向内地公众充分展示香港高校浓厚的学术氛围与学术成果，并指出在中央落实对香港全面管治权之后，香港各高校的国际排名几乎未受影响；他还分析了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环境下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桥梁所具备的特殊战略价值，尽管面临外部压力，香港反而迎来了“二次机遇”，西方世界内部的分化使香港未来可延续其作为中国与不同国家交往窗口的角色，未来香港在国际航运、金融及地缘政治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将愈发凸显，他建议在博物馆中充分呈现这一复杂的外部环境与香港所展现的韧性。

在国际传播与金融视角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林斯娴指出，当前中国软实力稳步提升，西方受众对中国的制度建设正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关注与好奇，博物馆应借此契机，成为应对西方抹黑的“叙事战争”支点。同时建议设立多语种服务系统、运用沉浸式技术，更有效地讲好中国制度故事。

东方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孙金霞则建议增加展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独特作用的内容，如展示基本法和普通法案例，模拟国际金融仲裁场景，凸显其法治成熟、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国际仲裁调解实践带来的国际信任。

右起饶戈平、吕英杰、周静瑜、姚激在座谈会现场。

定位升华：去殖民化与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

“一国两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工作组副组长吕英杰在闭幕致辞中强调，建设“一国两制”博物馆，不仅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更是将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实体化的具体实践，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针对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去殖民化”议题，吕英杰提出了极具创新与务实的建议。他主张对香港现存的殖民时期街道名称采取“批判性保留”策略，即在维持城市原有风貌与历史肌理不变的基础上，增设历史说明牌进行“反向叙事”。这一举措旨在将殖民者原本用于标榜功绩的“荣耀”，转化为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侵略罪证，实现从“纪念”到“警示”的价值重塑。通过将城市街角转化为鲜活的历史教材，让市民与游客在“转角就是历史”的沉浸式体验中，深刻理解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内涵，从而打破物理空间限制，将整个城市变为“一国两制”博物馆的组成部分。

吕英杰最后强调，建设“一国两制”博物馆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他说：“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一国两制”博物馆建设专家座谈会专家合影。

据悉，会后部分代表还受邀深入上海建工集团，在集团副总裁张亮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考察交流。并实地探访了北外滩世界会客厅，置身于百年码头的华丽蝶变，感悟东方枢纽的制度创新，考察团在“修旧如旧”与“无缝通关”的实践中，切身感受上海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蓬勃脉动。

荣维海满怀感慨地表示，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不仅展现了城市奇迹，更为思考“一国两制”博物馆如何承载历史厚度、展现制度创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现实参照和灵感启迪。（图片摄影 花修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