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王美晴：《惊蛰无声》的科技安全战与高水平国家安全制度建设的展开

田飞龙｜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王美晴｜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马年春节，内地院线新作频出，《惊蛰无声》惊艳亮相。这是首部聚焦当代国家安全题材的电影，讲述了我国先进战机涉密信息外泄，国安小组以“惊蛰”为代号展开行动，在内部人员遭到“策反”情况下，与境外情报机构展开激烈较量的故事。作为中国首部由国家安全部全程指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作品，全片以高科技时代的反间谍斗争为叙事核心，展示境外势力对重点人群的策反路径与心理操控机制，呈现间谍活动在科技博弈时代的新特征。近年来，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风险挑战剧增，我国反间谍法律体系的制度演进与规制效能也逐步完善，国家安全题材影视作品的叙事功能与公众教育价值，对于深化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人民防线、凝聚全社会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具有深远意义。

《香港国安法》实施五周年有余，“黎智英案”等重大国安案件宣判，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日趋完善，但国家安全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建设高水平国家安全仍具现实必要性和制度压力。《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对非传统安全有所回应和制度安排，但具体执法、司法机制成熟及香港与内地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整合互动，仍存在对接与建设空间。结合《新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2025年5月12日）与《“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2026年2月10日）两份白皮书之阐述与指引，我们对《惊蛰无声》所折射出的总体国家安全理念、动态、技术与法律发展当有系统深入的理解和运用。　　　　　　　　　　

一、电影文本中的反间谍叙事与国家安全的场景化

电影《惊蛰无声》由国家安全部全程指导创作，这一特殊的制作背景决定了其并非一般的商业类型片，而是承载着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战略意图的重要文化产品。从文本特征来看，《惊蛰无声》实现了对传统谍战题材的重要突破。以往的同类型作品多聚焦于历史维度，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反特片或冷战背景的谍战剧，而《惊蛰无声》则将镜头对准当下，片中呈现的量子通信干扰、数据攻防、无人机追踪等元素，并非艺术虚构或未来想像，而是正在发生的科技博弈与间谍暗战。影片中，反谍与反渗透同时展开，片名“惊蛰无声”蕴含着深刻的文化隐喻。惊蛰时节，春雷始鸣，蛰虫惊而出走——这一自然意象恰如其分地诠释了隐蔽战线的斗争本质：真正的较量往往发生在无声之处，在看似平静的日常之下暗流涌动。影片最后揭晓，易烊千玺饰演的国安干警“严迪”一直潜伏在境外间谍组织内部，这种无声的英雄叙事，既是对无数沉潜在阴影之下的国安战士的艺术致敬，也是对公众国家安全意识的有效唤醒。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影片虽未明示境外势力具体来自哪个国家，但结合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系列间谍案件，其指向性不言自明。2023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施行以来，国家安全机关先后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间谍案、英国袐密情报局（MI6）间谍案、涉台涉外间谍案等一系列案件。这些案件的共性特征在于：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对我情报渗透窃密活动呈现出对手更多、渗透更广、潜伏更深、手段更强、危害更大的趋势特点。《惊蛰无声》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以艺术化的方式将抽象的国家安全威胁转化为具象的银幕叙事，实现了具体可感的场景化，有助于增强国家安全教育的可触感与穿透力。

二、境外势力对重点人群的策反路径与心理操控机制

《惊蛰无声》的核心情节之一，是由朱一龙饰演的国安干警“黄凯”被境外势力策反的过程，起初先诱其产生不正当婚外性关系，后以其妻子怀孕、曝光问责、刑事后果等“软肋”加以胁迫。这一叙事线索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对近年来真实案例的艺术表达。从国家安全机关披露的案件来看，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策反活动呈现出高度精细化、个性化的特征，其核心在于精准把握目标人羣的心理弱点与需求缺口，实施“量身订制”的操控锁定策略。

影片中被策反人员的心理轨迹，深刻揭示了近年来境外势力策反的典型路径与关键技战法。根据相关案例，许多被策反者最初并未直接涉及国家机密，而是从几百美元、千余美元的“小恩小惠”开始，逐步陷入泥潭。2021年破获的一起军工机构科研人员海外访学期间被策反案即是典型：当事人在单位长期感觉自己的专业才能未得到充分重视，出国后人生地不熟之际，不仅受到对方的热情宴请，自己的专业学识还被对方大加赞赏，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双方的所谓“友谊”在一次次的接触中逐渐升温。

这一心理操控机制可概括为“需求—情感—利益—胁迫—锁定”的递进链条。首先，境外人员会花费大量时间了解目标人物，评估其戒备心、性格弱点、现实需求，无论是物质上的拮据、事业上的不得志，还是情感上的孤独，都可能成为被利用的突破口。其次，通过投其所好的方式拉近关系，如对于摄影爱好者赠送高端摄影器材，对于爱酒人士分享名酒珍藏，对于好色者则诱以美色交往，在看似纯粹的私人互动中建立情感联结。再次，以“技术顾问”“学术咨询”等名义支付小额报酬，最初获取的往往只是网络公开资料或低价值信息，使目标认为这并不涉及国家安全，在心理暗示下彻底放下防备。最后，待关系愈发密切后，逐步要求获取敏感信息，同时掌握目标的家庭情况、个人隐私等软肋，从利益拉拢转向威逼利诱，直至目标彻底被锁定套牢，沦为境外势力的情报工具。部分案例中，境外人员甚至在目标回国前配发专门的间谍设备，提供专业间谍技术培训，建立长期联系渠道与经费支持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策反对象的范围已从传统的机关干部向高校学者、科研人员等高知群体扩展，影片中由演员雷佳音饰演的某科研机构博士“李楠”则是典型例子。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在受邀赴海外讲学或参与合作研究时，往往成为境外情报机构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往往被邀请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在学术讨论的掩护下逐步涉及敏感话题。这种策反路径的隐蔽性在于：目标人物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专业成就，容易放松对自身安全风险的警惕，同时学术交流本身的开放性和国际性，也为境外势力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三、中美战略博弈背景下涉外全域国家安全斗争态势分析

将《惊蛰无声》置于中美战略博弈的宏观框架下审视，更能理解其时代意义与现实针对性。当前，中美两国在国防、外交、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美国在其2025《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已明确将中国定位为“近乎对等的关系”（transformed into one between near－peers）”，在此背景下，美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呈现出显著的战略性与系统性，其情报需求已从传统的军事情报扩展至涵盖国防科技、外交决策、经济安全、前沿技术、社会稳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全方位覆盖。

从国防领域来看，影片以最新战机情报外泄为主线，映射出美国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持续情报关注。美国《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NDAA 2026）实质性拓宽了“中国军事公司”（Chinese military companies）的涵盖范围，将直接或间接由相关中国军事部门控制、关联或代理的境外运营实体包含在内。这种立法背后的情报逻辑在于：通过扩大定义范围，进而大量获取中国军事科技的核心机密，评估中国军事能力的短板与突破方向，进而服务于对华军事遏制战略。

在外交领域，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与战略意图的情报渗透从未停止。近年来美国情报界多次发布针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家情报评估”，试图预判中国在台海、南海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战略底线。《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更预留10亿美元专门支持“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将台湾纳入其印太战略的军事支点。这种战略布局的背后，是美国情报机构对台海局势的持续监控与对中国外交应对能力的试探打量。

在经济与科技领域，美国的情报活动与对华遏制战略深度匹配。2025年底，美国海岸警卫队对92台中国振华重工生产的港口起重机展开突击检查，试图从设备中挖掘所谓的“间谍装置”，最终无果而终。这一事件折射出美国对华经济情报战的典型特征：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技术审查与供应链脱钩之实。更须警惕的是，《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中国在美国及全球获取生物数据的行为定义为国家安全威胁，要求情报机构为此类审查提供支持。这意味着，任何涉及人类遗传信息、医疗健康大数据的中美研发合作或商业交易，都可能被置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视野之下。

情报窃取与意识形态渗透，构成了美国对华情报活动的重要行为模式。部分被策反者并非单纯的物质利益驱动，而是因个人晋升受阻、专业评价失衡等产生“怀才不遇”的心理裂隙。美国情报机构恰恰擅长利用这种心理失衡，通过对其专业学识的“国际认可”、海外学术机构的“荣誉邀请”、“学术评奖”等方式，在意识形态层面逐步瓦解目标的心理防线。

从中美博弈的宏观视角审视，上述新态势并非孤立的战术变化，而是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在隐蔽战线的必然反映。美国针对中国的情报活动不仅服务于传统的军事情报需求，更承载着拖慢中国科技创新步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遏制中国发展势头的战略功能。《惊蛰无声》以银幕叙事揭示了这一战略图谋，其警示意义不言而喻。

四、网络安全、非传统安全挑战与高水平安全制度建设

《惊蛰无声》所呈现的一场高科技主导的现代谍战，将观众的视野引向一个更为广阔的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之一，就在于打破传统安全观的局限，将安全视野从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拓展至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等各领域，构建大安全格局。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网络攻击的形态，传统基于阈值判定的入侵检测系统在国家级网络对抗中显得捉襟见肘。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审视，网络安全绝非孤立的技术问题，而是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等密切关联的复合性安全领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一旦遭受网络攻击，可能导致能源、交通、金融、医疗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瘫痪，进而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影片中针对先进战机情报的网络窃密，正是网络安全与军事安全交织的典型例证。

除网络安全外，影片还触及了其他非传统安全议题。例如，无人机追踪技术的应用，既展现了科技赋能国安工作的积极面向，也隐含着无人机技术滥用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再如，影片将间谍活动置于写字楼、公园、住宅小区等日常场景，揭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潜伏于市井的特征。这种“身边潜伏”的设定，让观众了解到：安全威胁不再局限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可能隐藏在每一次外卖下单、每一次数据上传、每一次AI交互之中。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在网络安全领域，这一理念体现为反对网络霸权和网络军备竞赛，主张通过多边合作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然而，美国强推网络霸权，一再践踏国际网络空间规则与秩序。近年来，美国间谍情报机关持续针对中国、东南亚、欧洲及南美洲等地实施网攻活动，入侵控制关键基础设施，窃取重要情报，监听重点人员，肆意侵犯他国网络主权和个人隐私，严重破坏了全球网络空间的安全稳定与互联互通。在此背景下，《惊蛰无声》以影像叙事揭示网络安全威胁的严峻性，既是对公众的警示，也是对国际社会的呼吁。

从司法实践来看，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施行以来，国家安全机关已破获多起涉及CIA、MI6等境外情报机构的间谍案件。这些案件的侦破，既彰显了我国反间谍工作的科技化、法治化水平，也对潜在不法分子与外部势力形成了有力法律震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时代要求，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而在香港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的制度建设进程中，以“一国两制”为框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法律和科技为支撑，以香港与国家协同为机制，以持续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与社会动员为依托，高水平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建设才能有望成功，统筹发展与安全才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