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国际秩序的衰败与中国角色的新生

文｜田飞龙

2025年是二战胜利80周年，二战后国际秩序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包容性、进步性秩序，确立了人类和平发展的基本价值和制度方案。但这一秩序如今已千疮百孔，为人类社会前途蒙上浓重的阴影。就人类社会对国际秩序的前沿性思考与表达而言，每年的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年会和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察口径。比较而言，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代表性、覆盖面和影响力更大。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是“正遭摧毁”（Under Destruction），聚焦的正是衰败中的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的巨大危机来自于对这一秩序本身的长期分歧性理解和冲突性实践。这一秩序，从国际法的规范性而言，来自二战胜利果实，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多边主义的、反法西斯和反专制极权的一种和平、发展与人权保障的文明秩序。这一秩序根植于世界大战的灾难淬炼和多文明、多民族的交叠共识，是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最大尺度与规模的国际秩序。但这一秩序本身充满矛盾因素和多重张力，决定了其规范内涵在制度化表达过程中的歧义性和多变性：

其一，二战后平等秩序与冷战霸权秩序的长期冲突排斥，造成了联合国宪章之国际法理想规范与目标的长期空转及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对盟友体系内部“新殖民秩序”的强力建构。欧洲对美国的精神性与制度性依赖源自冷战中的美国体系性霸权及其内部整合。

其二，第三世界兴起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运动。这是对二战后平等秩序及其规范性理想的积极回应，以及对冷战霸权秩序的批判和超越。但囿于新殖民主义的渗透破坏、第三世界本身的力量局限与脆弱团结以及泛民族主义的感染侵蚀，第三世界的集体斗争有一定国际法成果，但未能带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其三，国际法秩序的二元性与联合国体制功能的紊乱。二战后国际秩序从规范性上以联合国宪章及其附属机构、公约与执行机制为准，但霸权单边主义、列强协调共治、国际政治的“秘密俱乐部”机制甚至“世界深层政府”（共济会等）反复对冲穿透这一规范秩序。同时联合国系统本身也存在执行与制裁力不足、民主赤字、机构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人权工具化、选择性制裁干预等种种治理性难题，时至今日，联合国面临内外挑战和危机，日益呈现出“周天子化”的特征。

其四，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冷战主要胜利国与二战后国际秩序主要缔造者的美国自身的道德与政治蜕变，是国际秩序动荡不安的关键诱因。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价值依从与安全信赖，根源于欧美的文明同源性和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霸权能力。人类史上，所有可持续的霸权都内含一种“理”（王道）与“力”（霸道）的有机结合，都隐含着被支配一方对霸权主体一定程度的道德认同和力量认可。大西洋主义与北约体制，建立在共同面对苏联威胁基础上，但更是建立在欧美的价值同源与制度优越性基础上。特朗普美国打破了这一切，将欧洲置于不安全、依赖不连续的巨大恐惧之中。　　　　　　　　

现行国际秩序是西方国际法思想和制度长期演变的结果。国际法源自罗马万民法，淬炼发展于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战争与世俗主权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是基督教世界在“神圣共同体”解体后殚精竭虑构建新文明秩序的重大制度成果，也是贡献给全世界与全人类的重大文明结晶。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现代国际法的诞生，其主权平等与和平主义原则是价值内核，尽管未能终结列强争霸和殖民主义扩张，但毕竟为现代世界树立了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的价值准据和制度样式。1945年《联合国宪章》是现代国际法成熟的标志，原则上否定了专制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凝聚了和平、发展、人权的基本共识，试图塑造一个主权平等的民主新世界。美国扭曲了这一秩序，以冷战开辟了新霸权规范空间和斗争秩序。特朗普政府以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实践进一步摧毁了这一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基础。

在世界剧变之下，中国成为道德与政治的正义代表与行动力量。王毅外长在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携手校准历史巨轮的正确航向”的主旨讲话，提出了中国主张和中国解决方案。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其文明的突出特性表现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是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理想与天下大同的世界民族理想的有机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来的不是西方式帝国的霸权重复，而是人类民族治理与和平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新样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带来的不是世界民族的新等级和国际秩序的新霸权，而是真正的命运与共，天下大同。　　　　　　　　　　

总之，1945秩序面临重大挑战，特朗普新霸权秩序煊赫一时，无以为继，欧洲陷入深度迷茫困顿，其战略自主与主权重建之路道阻且长，一波三折。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太平年”的大一统长期奋斗的历史和智慧，而国际秩序所指向的世界各民族的“天下太平年”何在？何时可与世界各民族共饮“天下太平年”的一杯热酒？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理想。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