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家伦：行政主导下立会如何配合政府依法施政

夏宝龙主任在致辞中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运作提出重要指导意见，对今后澳门立法会依法履职、正确履职、尽职履责提供了重要遵循。结合澳门立法会的履职实践经历，我想谈谈，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立法会如何配合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澳门基本法确立了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长官在澳门特区政权架构中处于主导地位，行政及立法机关按照基本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履行职责，两者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并应保持良性互动，从而达至良政善治的效果。为了达到这效果，关键是要处理好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关系，以优质的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实现高质量民主。首先，要有高质量立法，立法工作必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具备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其次，要求高质量监督，这种监督应是建设性的、专业的、以结果为导向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政府工作改进、提升施政效能。它要求立法会不仅能发现问题，更能提出有见地的改进建议，并跟踪问效，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最终转化为民生福祉的切实提升。立法会的角色正是实现这种高质量民主的关键一环，它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本质是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下的协作伙伴关系。

澳门立法会议员由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行政长官委任三种方式产生，体现了均衡参与的原则。二〇二五年九月，澳门举行了第八届立法会选举，这是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而修改《立法会选举法》后举行的首次选举，意义十分重大。新一届立法会的组成有两大突出特征：第一，深厚的社团背景与广泛的社会联系，使立法会能更有效地汇聚、传导民意，也为政府政策推行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支持与沟通管道。第二，行政长官通过委任资深法律人士、教育界代表及科技企业家等各领域专家，汇聚专业力量，显著强化新一届立法会的治理能力。作为澳门政治体制的关键一环，必须将立法会配合政府施政，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全域中来理解，落实好中央战略意图。中央希望澳门落实好的核心任务主要包括：一是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特区政府为此制定了＂1＋4＂适度多元发展策略。二是建设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一高地＂。三是高质量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落实好主体责任，以习近平主席＂三个要看，三个有没有＂检验标准，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这些任务就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总纲领＂，也是澳门立法会工作的立足点。立法会的所有工作，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督工作，都应以此为尺规，判断是否有利于这些国家战略和澳门任务的落实。

长期以来，澳门行政、立法关系总体保持和谐顺畅，形成了＂合作型＂模式。然而，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传统模式也面临挑战。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前瞻性与储备不足，立法速度有时跟不上发展需求，法案审议过程中的细节博弈也可能影响效率。在监督方面，问题在于监督的深度与精度有待提升，监督有时较为＂碎片化＂，对重大政策、公共工程、财政开支的系统性跟踪和专业评估不足，从＂提出问题＂到＂推动解决问题＂的闭环尚未完全形成。因此，行政立法关系的目标，应从＂顺畅型合作＂迈向＂高效能协同＂。这要求立法会在理念上更加主动，从被动审议转为主动共建；在功能上既支持又监督，实施建设性监督；在结果上聚焦发展成效，以经济民生实绩检验合作成果。

第八届立法会履职以来，各项工作都展现新思维和新气象。立法会在立法规划、法案起草和审议阶段加强和行政部门的沟通，提早了解法案的内容，严格按照与政府制订的时间表推展工作，提升审议法案的效率。在监督工作上，优化跟进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和提升工作效能，推动政府落实具实效性的优化施政措施。议员履职的能动性和品质也有较大提升，如工商金融界别的议员每周恒常例会，主动走入各行业团体作调研，强化对专业议题的认识和业界诉求的了解，委任议员亦设立了联合办公室和服务处，打开门接待市民。在质询实效上，政府回覆议员质询更加直接具体，行政立法的沟通质量有明显提升。这些探索虽然仍在初期，但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政治上可靠、履职上专业、运作上高效的立法机关。

我从二〇一三年开始进入立法会服务，在这十几年的工作中，深刻感受到，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使命任务是一致的，就是要谋发展、惠民生，凝聚共识、找出对策，将目标愿景转化为惠及居民的发展成果和发展机会。

二〇一七年开始，我有幸在全国人大代表岗位上履职学习，亲身体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运作，始终坚持中央精神、聚焦中心任务、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这对澳门立法会具有重要借鉴和启发意义。结合澳门实际，对立法会工作，我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议员履职的专业保障体系。建议强化立法会的研究支持功能，设立更为专业、实体化的研究机构，为议员提供深度的政策分析报告、资料支援和域外经验借鉴。同时，建立常态化的专家咨询机制，围绕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开展培训，持续提升议员的专业素养。

第二，建立围绕核心任务的＂清单式＂工作规划。立法会可与特区政府协商，共同制订一份紧扣＂1＋4＂产业发展、横琴建设等核心任务的年度及中期＂立法与监督重点事项清单＂，并向社会公开，使双方工作目标更明确、计划性更强，也便于公众监督。

第三，推动监督模式向＂结果导向＂深度转型。对于重大事项，可责成相关委员会设立限期跟进机制，定期评估政府改进措施的落实成效。对于重大公共项目，可探索引入协力厂商绩效评估。

第四，优化委员会的＂前期介入＂与沟通机制。将目前立法规划、法案草拟的沟通做法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鼓励各常设委员会在政府酝酿重大法案的早期，就基于自身调研主动提出专业意见，从源头提升法案品质，畅通立法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