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综合报道,约瑟夫·施蒂格利茨是美国经济学家,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施蒂格利茨因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日前,施蒂格利茨来港参加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等机构主办的“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国际论坛,并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仍具广阔空间
记者:2021年至2024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多极世界格局下,中国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
施蒂格利茨: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发挥更重要驱动作用。若美国维持现行政策,其国内经济增长恐将放缓,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中国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2026-20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您怎么看?
施蒂格利茨:这是完全正确的。当中国弥合了与别国的发展差距,进入前沿阵营后,迈出这一步至关重要。身处前沿意味着在特定领域可能领先,但并非全面领先,因此必须持续向外界学习,这也正说明了保持开放的必要性。国际知识界的本质就是一个全球共同体。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79年至2023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的平均增速。中国能否维持经济强劲增长态势?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
施蒂格利茨:中国很难再实现过去追赶过程中的两位数增速。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仍具备广阔空间,但增速不会像前几十年那样。未来经济增速很大程度将取决于政策,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将会更具挑战性。
我认为,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来扩大国内总需求,但政策不应止步于刺激消费,不应模仿西方的物质消费模式。因为那样的话,地球将无法承受,我们必须减少对环境的压力。未来20年,中国在医疗、教育、养老方面存在庞大需求。大量人口将从农村迁往城市,中国的城镇化需要巨额投资。因此,应重点关注人们对服务的需求,以及对人和城镇的投资,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所有这些政策的目标,最终都是为了改善民生福祉。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关心的是健康、教育、娱乐、文化等方面,这些都是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鼓励中国聚焦这些领域。
改革开放将继续推动中国发展
记者:您曾提到,对外开放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政策。十月,中国公布“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您认为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将产生什么影响?
施蒂格利茨:对外开放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尽管其推动增长的方式与过去四十多年不同。
开放一方面体现在,中国在弥合知识差距方面表现出色。中国通过在科研、人力资本和教育上大量投入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现在,中国正致力于前沿领域专利和科研。当然,仍有许多领域要追赶,但这意味着更多资源将向前沿科学倾斜。
记者:您曾说,改革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秘诀。您如何评价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政策?未来中国改革将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施蒂格利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提高居民收入、实现大规模脱贫及取得创新成果方面的进展,给所有关注者留下深刻印象。
改革既由内部力量驱动,也由外部力量驱动。从外因上看,谁能预测到地缘政治的演变?谁能预测到昔日高举法治火炬的美国,竟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规则破坏者?谁又能预测到俄乌冲突?这些政治巨变带来了经济后果,我们必须要去适应。大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以前未想到的因素,现在我们也必须考虑。人工智能这些新生事物,我们也必须适应。人工智能潜力巨大,但也会带来失业等问题。我们必须调整并改革经济体系,以应对这个体系自身所产生的种种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永不停止”。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怎样,当变化发生时,我们必须适应,必须进行改革。
多极化下 香港作用更明显
记者:本次“中国经济运行与政策”论坛的主题是“多极世界格局下的经济变革”,您如何理解多极化世界?
施蒂格利茨:“多极”指的是超越单极或双极,世界其他地区将出现强大的经济体,例如欧盟、印度和巴西等。大家所说的“多极”,不是由冷战结束前的两极或之后的单极主导的世界。许多国家在当今世界舞台中共同发挥作用。一些国家有时加入这个团体,有时加入另一个,它们不愿归属于任何明确的阵营。
记者:多极世界格局下,经济体应该怎样进行转型?
施蒂格利茨:我认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在于增强适应力,以应对未来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剧烈波动。转型就是去适应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波动的世界。这种变化将会是多方面的,尤其体现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变动上。
多极化世界格局会促使供应链和市场的多元化。面对不确定性,人们必须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
记者:世界多极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在新的世界格局下,香港发展的优势和挑战是什么?
施蒂格利茨:多极世界格局下,香港是中国与世界之间至关重要的“桥梁”。世界格局演变将愈加复杂,中美贸易量很大,未来中国还将与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其他地区进行大量贸易,香港的“桥梁”作用将更加重要。
挑战方面,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将充满波动。鉴于美国政策走向等诸多不确定性,无人能精准预测全球经济的方向。尽管身为美国人,我也无法预测美国将走向何方。鉴于美国在全球扮演的角色,其政策可能会对我们正在迈向的多极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赞成创新和教育置于香港经济发展核心
记者:“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除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外,中国强调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香港应当如何对接国家战略,开创发展新局面?
施蒂格利茨:未来中国将出口大量商品,中国企业将继续在全球投资。尽管中国将更多靠内需拉动经济,它仍将继续在全球扮演重要角色,而香港正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桥梁”。
记者:“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您认为这为香港发展带来了哪些有利条件?
施蒂格利茨:一定程度的自治能带来优势。我始终认为,规模较小的司法管辖区更易于协同合作,灵活适应特定情境。香港拥有的自治赋予了它更强的适应能力和更大的灵活性。
记者:您曾建议香港经济多元化,除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外,要关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香港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
施蒂格利茨:香港最宝贵资源之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和语言优势。当下,全球对基于英语的优质教育需求旺盛,因为英语是全球商务通用语言。随着美国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相对下降,对美国之外、特别是在亚洲区域内接受优质英语教育的学生来说,香港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这正是香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医疗卫生方面,香港拥有医疗卫生领域的前沿创新,能接触到最现代的技术。当人们寻求医疗服务时,往往期望获得全球顶尖的医疗资源和专业知识。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能够提供前沿医学知识,这对追求国际顶级医疗服务的群体极具吸引力。此外,许多患者希望医生能用他们理解的语言进行沟通,香港的英语环境再次成为优势。
记者:香港特区政府当前正着力打造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香港科技发展潜力优厚,世界数码竞争力的科技排名世界第三,《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科技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排名第一。但也有观点认为,在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等这些前沿科技方面,香港目前优势不大,您怎么看?
施蒂格利茨:全球有很多前沿技术,人工智能只是其中之一,却吸引了几乎所有注意力。我认为香港专注于其他领域是好事。一些大型机构正在人工智能领域大力投入,我们有必要紧跟人工智能的发展动态,但并非每个城市或地区都需要追求相同的发展路径。全球范围内,科研需求无处不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健康、营养还是其他领域,创新都至关重要。
我认为,香港将创新和教育置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定位是正确的。
记者: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香港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
施蒂格利茨:香港的发展难免会经历起起落落,但人们必须有能力适应。可以看出,香港已在适应当下的变化,虽仍未完全适应,但现阶段已取得很大进步。到目前为止,香港表现不错。人们认识到确实需要香港这样的金融中心。它植根于普通法,英语更普及,能更好地充当“桥梁”。
记者:为什么香港能适应这些变化?
施蒂格利茨:我认为,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香港的历史赋予它努力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的传统。此外,务实态度对商业成功至关重要,这也是香港成功的原因。
记者:您有什么建议给到香港?
施蒂格利茨:这是我疫情后首次再访香港。在经济政策上,我的建议与之前一致:香港应推动经济多元化,适度降低对金融业依赖,同时继续保持对金融领域的有效监管。
有观点认为,为了竞争必须放松监管。这不是香港应走的方向。香港金融业的成功,正是由于良好的监管。要保持成功,就必须坚持有力监管,这可能意味着会错过现代金融的某些方面,如加密货币,但这并不值得担忧。因此,尽管不时会有压力,要求向加密货币开放金融市场和放松监管,但我认为香港应当抵制这些压力,坚持自身作为监管严格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我建议,未来香港发展重点可以放在教育、医疗、旅游、更广泛的商业和创新研究等方面。\新华社专供本报 郑静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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