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深圳举行。
文|傅健慈
11月19日下午,中俄美元首在深圳麒麟山庄同桌而坐,这是三国元首历史上首次面对面三方会晤。习近平居中主持,普京居右,特朗普居左,会晤历时约1个半小时,会后发表了《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化解管控分歧,为世界和平稳定托底。
外界急于用“雅尔塔2.0”来形容它,但这个比喻误读了深圳。雅尔塔是胜利者划分势力范围,深圳恰恰相反:三位领导人都是带着各自困局而来,美国面对中东战事,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中国面对出口承压与周边博弈。三方不是来“分蛋糕”,而是来探底:大国还能不能坐下来谈?还能不能为世界和平托底?
会晤由习近平首先发言。他指出:“在这个地球村,大国肩负特殊责任,中俄美三国良性互动,这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他又说:“大国和,则世界安;大国斗,则世界乱”,和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期盼,这个星球曾爆发过1万多次战争,当下仍有60多场地区冲突延宕不止。
随后,习近平就大国如何正确相处提出四点看法:一是坚持相互尊重,尊重彼此主权、制度、核心利益,不干涉内政,不能触碰对方底线;二是坚持和平共处,“修昔底德陷阱”绝不是宿命,中俄美要做伙伴、做朋友,不冲突、不对抗;三是坚持合作共赢,将资源大国、制造大国、消费大国的优势贯通起来,做大合作蛋糕,不能搞“脱钩断链”;四是坚持对话协商,保持常态化高层交往,建立危机沟通机制,确保误判少发生、分歧管得住、摩擦不升级。
在核问题上,习近平的表述最为鲜明:核武器是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最终建立无核武器世界。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要尽一切努力防止核战争。
普京则强调共同责任。他表示,相信俄美中三国人民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等各种问题,为加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三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共同责任,在解决区域冲突,包括乌克兰冲突问题上拥有许多共同利益。
特朗普的发言最聚焦。他形容今次会谈是“创造历史”,三人皆有特殊责任。他指出,美俄中三国在讨论如何减少地球上核武器数量方面具有独特地位,同时降低这些武器被使用风险。昔日领袖往往避免跟存在分歧的其他领袖对话,但拒绝对话机会则无从缔造和平。
三人表态合在一起,结构非常清晰:习近平定调、定框架,普京拓宽议程、强调共同责任,特朗普聚焦落点、指向核议题。一是“为什么谈”,二是“谈什么”,三是“先谈什么最危险”。
会晤最具实质意义的成果,是会后发表的《和平宣言》:
一、中俄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使命。
二、三国计划增加精炼石油产品的生产和供应,以造福世界各国,重申能源稳定流动的重要性。
三、三国认可国家同意原则和尊重国家官员享有豁免至关重要,一致认为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其他类似机构不得滥用管辖权。
四、三国重申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将就减少核风险、防止核扩散进行对话。
这四点各有针对性。第一点是“重回联合国”,大国竞争要回到多边框架内,而不是另起炉灶。第二点是“能源稳市场”,在美伊战火未停、油价高企背景下,三国愿意合作稳供应,最具民生指向。第三点最能反映三国共同利益,反对国际司法机构被政治化,当然也引发了国际法学界对“大国是否在削弱国际法治”的质疑。第四点是宣言的核心,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已于2026年2月到期、全球核军控处于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真空的背景下,三个最大的核武国家重申底线共识,并承诺就减少核风险对话,至关重要。
除三方宣言外,双边亦有进展。习近平与特朗普先举行双边会晤,中美同意制定“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动计划”,特朗普表示希望加强农产品、能源及人工智能合作,并重申美国不支持“台独”。这是将元首互动制度化的尝试,避免关系因台湾等敏感问题出现大的波折。
对国际秩序而言,深圳会晤是“大国政治回归”的确认。APEC本是经贸平台,中方刻意将三方会晤与APEC切割,不写“APEC期间”,正是要避免将经济平台安全化,也避免将三方会晤降格为“侧会”。结果是:APEC照常通过《深圳宣言》、谈开放创新;三国元首另起一桌,谈战争与和平。
对其他国家而言,它带来安心与不安并存。安心的是,三大核大国终于肯坐下来谈防止核战争;不安的是,其他成员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大国桌”之外。这正是为何不少学者强调“深圳不是雅尔塔”:今天的国际秩序,已经不可能回到1945年。
而局限同样明显:宣言没有提及乌克兰停火时间表,没有伊朗问题具体方案,没有核裁军数量与核查安排,也没有经贸争端解决机制。中美关税休战期将于明年1月到期,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
深圳会晤的意义,不在于它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可能:即使分歧巨大、互信极低,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国家仍然愿意同桌,仍然承认大国良性互动是必答题,并且愿意把共识写进一份《和平宣言》。这是一次“试探性重启”,不是“历史性转折”。窗口能开多久,取决于三方能否把深圳的四点宣言,转化为后续具体的危机管控机制、核风险对话和能源稳定安排。
(作者为法治·教育科技促进会会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香港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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