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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柏珲:准确看待“千万富翁”数据 把香港金融优势转化为民生福祉

近日,花旗银行发布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有舆论以“每13名港人有一名千万富翁”为题,将其解读为香港“全民变富”的信号。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也容易模糊香港当前经济复苏的真实结构与政策重点。

文|陈柏珲

近日,花旗银行发布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有舆论以“每13名港人有一名千万富翁”为题,将其解读为香港“全民变富”的信号。这样的理解并不准确,也容易模糊香港当前经济复苏的真实结构与政策重点。

应当看到,调查所反映的积极信号是真实的:香港楼市、股市和金融资产正在修复,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明显回升,人工智能也开始进入富裕人士的资讯搜集和投资决策流程。但现有数据仍不足以证明,财富增长已经广泛传导至普通家庭的工资、就业和社会流动。对香港而言,关键并不是能否继续增加富裕人士,而是能否把金融中心账面上的财富,转化为市民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

今年香港经济增长确实强劲,但增长结构尤其值得关注。第三季本地生产总值增长5.2%,货品出口增长30.3%,主要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推动;私人消费增长2.9%,明显慢于整体经济和外贸增长。与此同时,恒生指数第三季较第二季末上涨7.6%,住宅价格年内也有所回升。对于原本接近1000万港元门槛的家庭而言,楼价和股价上升,足以令其在统计上跨入“千万富翁”行列。

花旗调查显示,千万富翁资产中51%是物业,49%是流动资产。这意味着,富翁人数增加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资产估值恢复,而不一定是新增企业家或工资收入大幅增长。香港第三季的增长,更接近人工智能供应链、外贸和资产市场共同带动的复苏,而不是所有行业、就业市场和家庭收入同步改善。

当然,也不能把这批人简单理解为“有楼但没有现金”的纸面富翁。他们的流动资产中位数达到1000万港元,说明典型受访者确实拥有相当规模的可投资财富。香港财富管理中心的恢复,也得到其他数据印证。证监会数据显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规模在2025年增长20%,达到创纪录的42.2万亿港元。这说明香港吸引和管理全球财富的能力正在增强,但其中包括大量境外资金,不能直接等同于香港普通居民的财富同步增加。

财富管理的回升,也不等于就业市场已经全面繁荣。8月至10月,香港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3.9%降至3.8%,但同期总就业人数减少约1200人,劳动人口减少约5800人,失业人数减少约4500人。失业率下降,部分原因是劳动人口收缩,而不完全是新增就业显著增加。因此,现阶段较准确的判断是就业市场保持稳定,而不是已经出现强劲的就业繁荣。

同样,“千万富翁人数”衡量的是资产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和就业衡量的则是收入及经济活动流量,三者不能直接画上等号。所谓“新经济造就了一批新富人”可能是部分原因,但花旗调查并没有公布新进入富裕阶层人士的职业、财富来源、移居背景及创业收入,因此尚不能据此得出明确的因果结论。

把千万富翁人数增加与香港贫富差距并列讨论,方向上反映了香港的真实矛盾:资产市场复苏往往首先惠及已经拥有物业、股票和投资知识的人。但在分析贫富差距时,也必须区分收入不平等与财富不平等、税前收入与税后收入、资产升值与工资增长,以及基尼系数与贫困率。

香港最新的完整官方数字显示,2021年经税收和社会转移后的每户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397。政府统计处也明确指出,基尼系数衡量的是收入分布的差异,与贫困人口数量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所谓“0.4国际警戒线”,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统计口径的普遍国际标准。这并不代表香港的贫富差距不严重,而是说明我们需要使用更准确、更具针对性的指标,讨论住房负担、实际工资、财富分位数、租户与业主之间的资产差距,以及代际流动等问题。

此外,1000万港元的门槛在16年来并没有按通胀调整。长期比较中,千万富翁人数增加,既包含真实财富增长,也包含货币购买力下降和资产价格上涨的因素,不能简单理解为香港人的实际购买力同步翻倍。

人工智能则是这份调查中最值得关注的另一条线索。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曾使用人工智能,63%信任人工智能提供的财务资讯及分析,但只有7%愿意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作出投资决定。这反映出一种相对理性的模式:人工智能负责搜集、整理和比较资讯,人类及专业顾问承担最终判断和责任。

但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新的财富分水岭。拥有高质量数据、金融知识、专业顾问和更多投资产品选择的人,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进一步扩大信息优势;普通投资者则更容易受到过时数据、虚假资讯、模型幻觉、深度伪造以及“看似个性化”的错误建议影响。

香港金融业自身也正在迅速采用人工智能。香港金融管理局相关研究显示,金融机构已经采用或计划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比例达到90%,但可解释性和安全仍然是主要障碍。香港下一阶段不能只推广“人工智能理财”,还必须明确人工智能提供的是一般资讯还是个性化投资建议,个性化建议是否经过适当性评估,是否披露资料来源、更新时间和利益冲突,是否保存决策及审计记录,以及出现损失或误导时应由银行、顾问还是技术供应商承担责任。

香港当前面对的关键问题,不是能否继续增加富裕人士,而是能否把财富管理、人工智能和外贸增长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收益。政策重点应从单纯“吸引财富”,进一步转向几个方面:让家族办公室和资产管理机构带来本地专业就业、金融科技采购、创业投资与税基,而不只是把资产记在香港账上;为中小企业提供行业化人工智能工具、数据合规支持和员工培训,让人工智能红利进入零售、物流、餐饮和专业服务;定期公布更完整的财富分布、住房资产、流动资产和代际流动指标,并为调查数据披露置信区间;同时降低普通家庭积累资产和创业融资的门槛,避免物业继续成为财富分化的主要决定因素。

说到底,这份报告证明香港的资产财富和国际财富管理功能正在恢复,却还没有证明香港已经实现普遍富裕。积极信号值得肯定,结构性问题也必须正视。真正的考验,是能否把金融中心账面上的财富,转化为普通家庭可以感受到的工资增长、就业机会、创业空间与社会流动。唯有如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金字招牌”,才能更好地转化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系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王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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