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华军：落实好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前提条件

文｜詹华军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发布，是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香港社会走进由治及兴新时代征程的关键标志，是香港特区政府治港理政的创新突破，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整体而言，香港这份“一五规划”，方向正确，措施得当，务实可行，但关键在于落实，执行到位。要让五年规划落地生根、见到实效，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该优先解决好这三个核心问题：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和人员问题。

一、认识问题

转变观念，统一认识，是推进规划实施的首要前提。

香港曾长期被一些国际性权威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经济自由、市场调节、积极不干预政策等理念，早已成为香港特区政府各级官员的基因，并渗透到骨子里去了。不少人会提出疑问：过去数十年香港没有五年规划，依靠市场力量，同样缔造了经济奇迹，在上世纪70至90年代，香港年均经济增长率曾常年保持在7％以上，成长为国际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反观前苏联，长期推行五年计划，最终经济结构僵化、增长乏力。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五年规划？

其实，纠结于这类类似辩论赛正反方的对比辩论，意义不大，无休止的争论还容易错失宝贵的发展机遇。时代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不能“一本通书读到老”，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发展的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过去香港依托全球产业链、转口贸易红利实现腾飞，而当下全球竞争格局重塑、区域经济加速整合，香港面临新加坡、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竞争，单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主动布局长远战略性产业。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北部都会区为例，涉及约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统筹、科技招商和跨境制度衔接，这些跨年度、跨部门、跨区域的大工程，没有五年规划的统筹和引领，单靠一年一变的施政报告，很难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投资的确定性。

放眼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强宏观引导。即便在被奉为自由市场标杆的美国，近年来也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大规模产业政策直接干预市场发展；环顾世界，讲究规划与保持活力并不矛盾：新加坡没有五年计划，但政府每十年推出一份长期发展概念图，从“研究、创新与企业2025计划”到樟宜机场、大士港等超级工程的持续投入，政府主导与自由市场并行不悖。

香港制定五年规划，是新时代新发展的需要，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需要，是更好发挥“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独特优势的需要。香港的强项一向是高效执行，而系统性中长期规划正是过去的“短板”，今后中长期五年规划搭配每年施政报告的模式，实现长远布局与年度动态调整“双剑合璧”，必将威力无穷。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年规划加年度施政报告这套全新施政组合是否管用、有效，还要在扎实的实践当中检验。例如规划提出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建设北部都会区，相关产业布局、土地供应、人才配套成效，都需要逐年落地观察。

二、方法问题

新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路线图和时间表也已明确，有关部门及其官员的工作作风是否转变，工作方法是否科学务实，直接决定规划推进的效率。在落实规划的过程中，我们能否少搞、不搞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虚头巴脑和急功近利的工程？能否避免墨守成规、低效拖延、简单粗暴的做事方式？

举例而言，北部都会区是这份五年规划里的重点引擎项目，涉及大量土地整备、交通基建、民生配套，如果依旧沿用过去碎片化、部门各自为政的旧模式，就容易出现审批链条冗长、跨部门协调困难的老问题，拖慢建设进度。这就要求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秉持科学高效、创新求变的工作作风，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服务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解决市民大众急难愁盼的实际困难。

比如规划提及增加科创产业用地、扩容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指标。在推行相关政策时，要多走进社区、倾听青年、中小企业、基层家庭的真实诉求。很多政策落地前，可扩大咨询覆盖面，不再局限于少数专业团体，吸纳普通市民意见，减少政策推出后落地受阻的情况。如何平衡产业发展与居民生活，妥善处理土地发展中的安置、交通配套等民生诉求，就是摆在政府和社会各界面前的现实课题。

方法上，我们也需要建立动态修正机制：规划不是死板的教条，必须依据市场回馈与国际局势变化，进行科学有效的动态调整。

三、人员问题

再好的蓝图和规划，都是要靠人去执行和落实的。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五年规划要落地、执行好，关键在人，成败在队伍。充分调动广大公务员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好“积极担当，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是五年规划成败的关键。

香港要打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高地，特区政府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更要先行一步、率先垂范，成为榜样。当前规划提出未来数年要吸引大量科创、金融、文旅专业人才，只有公务员团队本身具备高水准专业能力，才能够精准配套人才入境、科研扶持、创业孵化等政策。

人才队伍建设，既要坚持选人高标准，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也要搭建完善的培训体系，针对北部都会区发展、科创产业、跨境协作等新领域持续开展能力培训；与此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问责机制。对于规划设定的量化目标，例如科创研发投入、新增创科岗位、住房供应目标，建立定期检视机制，对滞后项目及时复盘、理清责任，杜绝规划目标“写在纸上、挂在嘴上”。

香港早在2002年就引入了主要官员问责制，这为推进五年规划提供了制度基础，但问责不能只是“出了问题才启动”，而应当与五年规划的年度目标挂钩：目标年年达不成，负责人就要说明原因、接受质询，甚至调整岗位。同时，要善用问责这把“双刃剑”，既防止官员懒政、怕担责而缩手缩脚，也要为敢闯敢试者撑腰，建立合理的容错机制，让公务员队伍在依法办事的前提下大胆作为、主动作为、创新作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不注重抓落实，不认真抓好落实，再好的规划和部署都会沦为空中楼阁。完整正确的认识，科学创新的方法，有心有力的队伍，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言必信，行必果。香港有了五年规划、年度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这个新的施政组合，今后一定可以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挥好“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依托五年规划的长远布局，香港可以持续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助力国家高质量对外开放，同时依托创科、文化等新产业创造大量青年就业岗位，改善民生福祉，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为我国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作出自己的贡献。香港的未来，美好可期。

（作者系香港创新教育学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