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帆：五中全会《决定》精神与香港由治及兴的时代解读

文｜梁 帆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这份文件不仅是党内治理的纲领性文献，更为香港特区的高质量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作为长期观察香港舆论生态的评论员，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历史脉络与现实交汇处，读出这份《决定》对特区治理的深层回响。

解读五中全会《决定》，关键不在于将党内治理要求直接套用于香港，而在于理解制度建设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从权力运行的规范，到责任落实与监督问责，其对香港的启示，在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有自身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环境，借鉴国家治理经验，必须立足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重视依法施政、程序公正与公共利益。规律只有一条：“任何治理体系要健康运行，都离不开清晰的责任边界、严格的规则意识与有效的监督闭环。”

由此可见，香港过去出现的问题，根源恰恰在于“责任悬空、规则模糊、监督缺位”。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假新闻、煽动性言论泛滥，社交媒体成为分裂势力的温床，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理约束。如今，“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地，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相继实施，特区管治正在将“权责清晰、依规运行”写入日常治理。宏福苑火灾后，李家超行政长官明确“一查到底、追责到底”，特区政府推出打击围标、成立楼宇维修支援及服务局等系统性改革，乃“有错必纠、失职必问、改革破局”治理闭环的生动体现。笔者认为，从严治党的逻辑，与香港由治及兴的逻辑，可谓同一套语法。

从五中全会《决定》的治理视角出发，香港传媒界更应思考公共沟通的责任。香港是中西交汇的前沿，也是国际社会观察国家发展的重要窗口。面对不同制度与价值观的碰撞，舆论工作不能止于立场表态，更须重视事实核查、政策解读与民意沟通，以具体可信且深入的报道讲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

过去，部分媒体沦为外部势力的传声筒，散播虚假信息、煽动对立情绪。如今，随著国安法实施和媒体生态重整，香港舆论环境已基本净化。但仍有少数“反中乱港”的声音暗流涌动，我们应构建一套“主动叙事”模型。一手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阐释“一国两制”下，香港秩序回归、经济回暖的实况，以数据和案例驳斥“自治受损”的谬论；一手敢于揭露双重标准、主动设置议题，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从被动的“缓冲带”变成主动的“发声臺”，打破信息壁垒。

五中全会还强调“压实责任、提质增效”。香港在金融、创科、航运、北部都会区等领域的布局，都需要以同样的标准推进。作为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元年，香港亦制定回归以来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提出“结果为导向”的施政理念，亦正是对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例如，在创科领域，香港拥有基础科研优势，但成果转化率偏低；在金融领域，香港是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但服务国家战略的深度仍待拓展。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特区政府以“钉钉子精神”逐项突破，而非停留在口号层面。

综上，香港的由治及兴，需在“一国”下守规矩、在“两制”中创增量。“十五五”开局之年已行至下半程，来年（2027年下半年）我们将迎来党的二十一大。站在这个节点深学五中全会精神，启示至为朴素，治理从严从来不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行稳致远的地基。国家层面以从严治党固本，香港层面以国安法、爱国者治港与首份五年规划立规，二者同频，方能有“市场活、政府强、发展稳”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