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闻社特稿：我为黄仁勋说几句话

文｜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总编辑 蒋 丰

黄仁勋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这位曾经站在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巅峰、被无数投资者追捧的华人企业家，突然被卷入婚外情、商业利益冲突乃至所谓“中国间谍”的舆论风暴。英伟达股价大幅下跌，美国政界有人要求他辞职，甚至有人恨不得把他从自己亲身创办的企业中赶出去。

看着这一幕，我想为黄仁勋说几句话。

首先，不能因为一场风波，就抹杀一个企业家三十多年的奋斗。1993年，黄仁勋与两位伙伴创办英伟达。从电子游戏图形处理器起步，到推动人工智能计算革命，他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技术创新需要眼光，市场竞争需要胆识，企业生存更需要韧性。黄仁勋能够把英伟达带到今天的高度，自有其非同可比的过人之处。

我们可以批评黄仁勋的商业决策，可以质疑他的管理方式，却不能因为私人生活出现问题，就把他的创业成就一笔勾销。评价一个人，应该有历史的尺度，而不能只有当天的新闻标题。

其次，我特别想为黄仁勋向中国出售芯片说几句话。请注意，我这里要强调是“卖”，不是“送”！

英伟达不是慈善机构，中国也不是等待美国施舍的穷亲戚。英伟达拥有先进技术、生产组织能力和庞大的产业投入，需要通过销售芯片收回成本、获得利润、继续研发。再先进的芯片，如果失去市场，长期积压在仓库里，也难以实现商业价值。技术优势只有转化为市场收益，才能支撑下一轮技术创新。

中国为什么购买英伟达的芯片？因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购买能力和实际需求。人工智能不是富豪的玩具，而是能够广泛应用于医疗、教育、交通、工业制造和科学研究的技术工具。中国购买先进芯片，是为了把计算能力转化为生产力，最终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

一个有能力生产，一个有能力购买；一个需要市场，一个需要技术。这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国际贸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也是这笔交易的受益者。英伟达通过海外销售获得利润，美国可以从企业利润及相关经济活动中获得税收收益。2025年8月，美国政府甚至提出，允许英伟达向中国销售部分人工智能芯片，但要从相关销售收入中分取15％。

这就有意思了！如果芯片出口真的构成不可接受的国家安全威胁，为什么又可以讨论从中分取收益？难道国家安全也可以讨价还价？难道只要美国政府能够分得一杯羹，原本危险的商业交易就变得可以接受？

这里暴露出的，恰恰是美国对全球化原则的选择性运用。当年，美国积极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强调开放市场、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因为当时的美国相信，自己拥有技术、资本和制度优势，能够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利益。如今，中国科技产业不断发展，美国却频频挥舞关税战的大棒，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限制先进芯片出口，试图通过行政力量维持技术优势。

当全球化有利于自己时，就要求别人开放市场；当全球化培育出强大的竞争对手时，就开始筑起高墙。这哪里是始终如一地维护自由贸易？分明是把市场规则变成维护自身优势的工具。

黄仁勋作为商人，希望继续向中国销售产品，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不是在赠送美国技术，而是在为美国企业寻找市场、创造收入、争取利润。把正常的商业利益诉求不断政治化，最终损害的也包括美国企业自身。

现在，黄仁勋的私人感情又被卷入所谓“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媒体报道，曾与黄仁勋交往的黄乐涉嫌与中国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然而，媒体报道不等于司法认定，情报怀疑更不等于已经证实的犯罪事实。英伟达董事会此前表示，没有理由相信公司机密或美国国家安全受到损害，同时启动独立调查。

既然调查尚未结束，就应该让证据说话，而不是让政治标签先行。当然，真正的商业机密泄露和违法出口行为必须依法调查。但是，不能因为一名女性具有中国背景，就先把她放进“间谍”的框架；也不能因为一名企业家与她存在私人关系，就直接推导出国家安全遭到损害。国家安全不能成为可以随意伸缩的口袋，想装什么就装什么。

最后，我还想谈谈黄仁勋这个人。黄仁勋是人，不是神。他有事业上的辉煌，也有生活中的压力；有令人钦佩的创造力，也有普通人的情感需求。一个长期处在全球商业竞争中心的人，承受的压力可以想象。他当然需要自己的生活空间，需要情感慰藉，也有权利追求个人幸福。

黄仁勋已经承认对妻子不忠。这涉及婚姻承诺和家庭责任，不能因为他事业成功就说没有过错。但是，婚姻中的对错与情感世界的复杂，也不是几句道德口号就能解释清楚的。

至于黄仁勋与黄乐之间究竟有多少真情，外人并不知道。至少，我们不能因为这段关系引发争议，就断言其中只有算计，没有感情。把一切私人情感都解释成政治阴谋，既缺乏证据，也缺乏对人性的理解。

我尤其不赞成把英伟达股价大跌简单归咎于黄仁勋的私人生活。一家拥有庞大市值、影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企业，难道只能依靠创始人私人生活的完美来维持投资者信心？它的公司治理、风险控制、权力制衡、接班机制究竟是否健全？市场对人工智能投资回报的担忧、芯片产业的竞争压力、美国出口政策的不确定性，又在股价波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这些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的命运过度系于一个人的声誉，那么真正需要反思的，是现代企业制度为什么没有建立足够坚实的支撑。

我为黄仁勋说几句话，不是认为他永远正确，更不是要求社会放弃监督。我只是希望，人们评价一位企业家时，能够把商业贡献与私人过错区别开来，把正常贸易与政治指控区别开来，把确凿事实与未经证实的怀疑区别开来。

黄仁勋无法成为道德圣人，也必须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一个社会可以不宽恕错误，却不应该抹杀贡献；可以追究责任，却不应该制造罪名；可以要求企业家遵守规则，却不能随意改变规则，再把遵守市场逻辑的人推上审判席。

这就是我今天想为黄仁勋说的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