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孙中山、古今之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笔者参与2026年中华文化论坛。

文｜田飞龙

今年是有国父之称的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岛内纪念在民进党“台独”阴影阻隔下不甚彰显，其共和遗产之外形虽具，但内里的民族精神、复兴大志与统一夙愿则渐行渐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对孙中山先生革命遗产予以历史性与宪制性肯定，中国共产党历来尊重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及其民族复兴抱负，是孙中山开辟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真正的继承者。海内外对孙中山先生的人格、事业与民族贡献的追忆、纪念与肯定不绝如缕。

就其历史定位而言，面向众多，突显者可为革命先行者与历史扳道工，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空间与新路径。

一、过早综合与共和创制：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如今两岸虽呈分治形态，但各自政治发展仍然处于孙中山的政治思想遗产与框架性宪制进程之中。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长长的历史身影，矗立在近现代群贤的思想峰峦之间，愈是远离就愈显得高大。这一点与柏克相像。总体上，我们要客观研究孙中山，既不神化，也不贬低，将其视为我们中的一员，共和宪制的早期探索者和引路人。

关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与其政治活动及实践情势密切相关，也与其“知难行易”式的启蒙精英主义及包容多元要素的历史综合主义严格扣合。概言之，孙中山政治哲学的最大特质并非其原创性，而是其综合性，由此衍生出其理想性和实践张力。与美国联邦党人相比，他偏于体系，应时游离，而疏于务实，短于妥协，但终成一体，开辟新局。我们可从四个层面评析其政治哲学与宪法思想的学理价值及实践意义。

第一，过早的综合。严格而言，这是一种侧重实践需求和宣传效应的中层政治理论，还未达到严格的政治哲学层次。三民主义存在早期通三统的取向，这是重要的思想方法论和处理古今中西特定转型问题的整合性进路。三民主义试图在中国传统主义、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过早的综合，但这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均难度极大，于转型需求而言亦存在匹配与解析的操作性挑战。在革命时代寻求过早综合，其后果在于无力感和两面受压，比如北洋军阀吴佩孚基于传统立场的犀利批判以及后期共产党人基于新民主义主义激进立场的批评与重构。

第二，表面的创新。孙中山政治哲学体系中存在诸多表面创新现象，比如五权分立，权能分立，宪政三阶段论，等等。阿克曼教授曾私下盛赞孙的五权宪法在分权思想史上的开创意义，但这或是隔膜调侃，或是谬赞错爱，因为自洛克、孟德斯鸠直到联邦党人及康德，三权分立最终在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获得了纯粹的逻辑三段论论证，构成理性治国的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由此在理论上终结了。孙中山的五权是基于中国传统与西方理论的实践理性方案，在严格逻辑上仍然归于三权，实际上多出来的考试权和监察权也逐渐地被行政权和司法权所吸收。关于权能分立和宪政三阶段论，尽管有直接民权及宪政前景的规范性要素，但在实践上却落入国家主义乃至于党国主义的泥潭，后来台湾的民主宪政转型是在特定的台湾小型政治共同体内完成的特殊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性。当然，孙毕竟设定了民主共和的规范性目标而将党国体制作为工具理性，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第三，党国的纠缠。孙中山政治哲学思想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与革命情势的具体变迁及其个人思想遭遇的复杂来源有关。总体上，他的思想存在“转向党国”和“党国转型”的曲折经验。孙的政治定力和思想包容性习惯决定了他并未成为完全的列宁主义者，而是“三民主义为体，列宁主义为用”，民权和宪政仍然高居于其政治思想体系的至高位置及本体定位。然列宁主义改造后的国民党毕竟不同了，其与国家之间的法权关系至少在宪政实现之前是列宁主意式的，其党国模式由此奠定。国民党1946的制宪努力大体遵循孙中山模范建国规划，但未能阻止中共的政治军事全面逆袭，败走台湾，开启另一端的小规模转型实验。台湾转型虽在制度上完成，但在理念与取向上却出现了反“三民主义”的去民族化和去中国化倾向，已不足论。

第四，永恒的遗产。孙中山是走向民主共和的伟大导师和国共两党的聚合器与分水岭，其政治哲学与宪法思想尽管存在过早综合、表面创新及党国纠缠的学理与体系性不足而主要表现为一种侧重实践理性的中层理论模式，但其价值立场和思想本体却有着无可取代的历史合理性和规范正确性。具体而言分殊总结为：其一，走向共和，亦即接续大一统，熔铸大国族，建构标准共和国；其二，宪政根本法，即以宪政作为绝对宪法意义上的理想性宪法规范而凌驾于诸宪法文本的宪法律安排，以党国架构作为理性工具服务于最终的宪政民主规范性目标；其三，通三统方法论，这种思想与政治方法论在20世纪初的革命时代或许太过理想化及过早综合，但于宪制转型的当下处境则恰好作为妥切的大历史观与共识性意识形态的程序工作原理。

总之，孙中山160年，民国百余年而大陆建国70余年，他的先行者姿态、民主共和身影与党国主义幽灵横亘于历史天空和海峡两岸，标志着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始自晚清的、艰苦创新又牺牲巨大的国家建构与国族建构事业的第一个系统化思想成果与实践方案，直接推动了国共两党担纲且相互竞争的“建国大业”以及两岸和平统一的宪制整合进程。风云变幻，今兮往兮，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当代两岸及未来中国无法回避和必须诉诸的最大共识与整合建构的历史基础。

二、由共和而复兴：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孙中山是古今中西大转折的历史扳道工，笃信中国必须由共和而复兴，必须推翻专制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重造国民自由人格，必须建立现代国家，必须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

2026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闯关突破的又一关键年份，也是世界历史变迁与秩序转型的全新节点。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共和理想的传播者，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之伟大转变的重要推动者，其政治思想、革命实践、制度创制与精神风范，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政治史的一座庄严的里程碑。

八二宪法序言第四段对孙中山先生及其共和革命进行了客观评价：其一，高度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即“废除了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政治精神与制度范式从王朝走向共和的伟大转变，是中国古今之变的分水岭；其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其序言是对民族历史、民族精神与革命成果的高度政治概括与规范表达。序言第一段提到中国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孙中山先生的共和创制就是这一传统的现代体现，是中华民族革命与创造精神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与遗产有着正当的继承性，并接力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完整历史责任。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进行了深刻阐发，将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进行了明确关联。2024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马英九先生，明确提出铸牢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完全统一，这是对孙中山先生共和复兴事业的当代接力和发展。2026年4月10日，“习郑会”对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及融合发展、最终统一进行接力对话，凝聚更强共识。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生留下了宝贵的政治思想与制度遗产，对共和创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对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对民权与民生的创造性阐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

第一，从民族思想来看，孙中山从民族民主革命的大局出发，先是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接着提出“五族共和”，进而以中华民族的国族建设为指向，显示其作为革命领袖与思想家对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积极思考和行动。

第二，从民主思想来看，孙中山融会西方民主共和与中国古典传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将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有机结合，试图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奠定坚实的规范性基础。

第三，从宪法思想来看，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分立基础上加入了中国古典治道传统中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努力实现共和政体精神的古今结合与法度平衡，并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宪法实施三部曲，表明其对中国宪制道路展开的清醒而独到的思考。

第四，从国家统一思想来看，孙中山坚持以共和革命统一中国，坚持北伐，反对地方割据和联邦制，承续了中国政治的“大一统”传统。

第五，从政党思想来看，孙中山从早期的会党组织到西方式议会政党到中华革命党再到列宁主义指导下改造而成的国民党，显示其对政党政治规律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积极思考和探索，并开启了国共合作的典范与先河。

第六，从国家建设思想来看，孙中山制定的建国大纲，其从欧美考察带来的现代化眼光和规划，以及对国民政府建设的指导与影响，是深刻长远的。

第七，从文化和哲学思想来看，其融合古今中西思想又独到思考，提出了“知难行易”说，奉行进化论和唯物论，对民族文化前途充满信心，并有着将中国与世界体系连接起来的哲学视野和政治智慧。

孙中山先生是启蒙革命家，是民族复兴先行者和规划者，是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孙中山先生还是享誉海峡两岸、海内外的革命先贤与思想导师。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实践遗产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上，孙中山是共同的政治纽带，是爱国统一力量的重要精神支柱。在现代国家构建上，孙中山的政治哲学与制度思考，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与官僚责任制之完善，仍有一定的启发。在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上，孙中山的复兴思想和民生主义，以及“知难行易”的实践哲学，依然有其合理性和指导意义。

三、孙中山的历史定位与思想未来

作为中国历史与政治之古今转轨的“伟大扳道工”，作为共和创制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启蒙先行者”，作为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的精神风向标，作为沟通海峡两岸、海内外的共同思想纽带，孙中山先生是不朽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既属于历史，也面向未来。

最后，以四句话为孙中山先生试做历史评定：他是理想的民主先行者；他是失败的党国规划者；他是古今中西的扳道工；他是民族复兴的伏笔人。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本文系作者在2026年中华文化论坛分论坛上的主题发言稿）